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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东西，对于新鲜的，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她都觉得是危险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去做尝试，那些能够让生活更轻松也更愉快的尝试，她全部不愿意去做。

我现在想起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有关这个世界的美好，她只是反复地提醒着我，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危险、可怕。马路上任何搭讪的人都是不能理睬的，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只有家里是安全的，只有父母是不会伤害我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的教育，却能够养育出我这样的孩子，大概是因为那些恐惧是她的恐惧，而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从来也不跟我说起这一部分，这也是她的安全措施之一，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是怎么样的，因为她觉得这不能说，她觉得对政治感兴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毕业后我去报社工作，她最担心的事情也是，不要跑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条线，不要触碰到政治。我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块阴影，这个世界一定从某种程度上伤害过她，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畏首畏尾，像只蜗牛一样躲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堡垒里。

但是我，我从未受到过任何伤害，这个世界一直善待于我，周围的人也都是善良的面孔，所以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她的恐惧，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恐惧，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够把她的恐惧也遗传给我，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这些。

有谁不想与自己的妈妈亲密地在一起呢，可是阴影让两个人的距离变得好远。我希望的是，她放下她手里的酒精棉花，与我一起到海边去吃一次海鲜排档，在那些脏兮兮的地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我想告诉她，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快乐，有很多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她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驱散，她心里的那块阴影。

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

文/熊小默

我确实在我的叔伯辈中，发现了一些愿意将他们经历的*浪漫化的人。在他们眼中那十年贫穷却信仰坚定，艰苦却刻骨铭心，甚至在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不禁引为银幕自传。而最容易被这一拨人说烂的四个字，便是“青春无悔”，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见此类诸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忆往昔峥嵘，都有种拉他们去鉴定是否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冲动。

作为一个乡绅和旧政府职员的儿子，我爸一直没机会戴上红领巾。这是个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时刻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轻人们有同样的偶像，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综艺节目；被同样的话语鼓动，好恶着同样的事情，乃至同样地盲目同样地虔诚。我们好歹都还是同一批次的思想产品，以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为记，除了我爸。

他坐在课堂里，猜测他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条光荣的红领巾，这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圣物。我爸肯定幻想过能有幸拥有这块布的部分边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里。其实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入队宣传也是同样的说辞，可见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换过宣传文案。以致于我产生了和我爸当年一样的，对该产品如此复杂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学生时代的各色兴趣小组一样，我爸的学长们自发组织成各色红卫兵组织，四处抄家。从淮海路旧宅的窗口，爸爸可以看见这些制服少年冲入他的某个同学家，四处搜查，并找到了两把宝剑——雕龙画凤，Made　in　China的那种。“这是不是日本指挥刀？”红小将愤怒地质问，黑五类百口莫辩。“你是不是汉奸翻译官？你说！”反革命哑口无言。在很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爸爸讲起这段窗台偷窥往事仍然回味无穷。

虽然没资格成为任何革命少年组织的成员，但是他至少也没留下污点。没有抄过别人家、没有砸过圣人碑、没有打过校长、没有揭发过别人的牢骚，如果我爸真有什么少年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他才更有资格说“青春无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国宴，转身又来到上海参观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两报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关新闻，而班主任在课堂上对我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念的则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传”的内部学习文件，分析时政要闻的深层含义，大意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总统尼克松眼见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来我国求饶云云。这时候，我爸当堂举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