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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母亲送我出来，车把上挂着我的包裹，我很熟稔地跳上车，她载我到桥下，忽然停住了，我踮着地，问：“怎么了？”母亲说，“你自己上桥好吧”，额上有汗。大二下时，她改用推的，不肯让我背任何包，车篮里、车把上全是我的东西。

后来我坚决不让她骑车，她送我到小区门口，嘱咐我少走路，坐一站车去坐轻轨，我都满口答应。但我并不坐车，这一站路对我而言实在宝贵，上坡时鼻头会酸，下坡时又会想到弹簧屁股。但那个可以骑过“十二顶桥”回上海的母亲，在我心里，永远是个神话。

于是　作家

我没有办法得到精确的星盘，因为谁也不知道我是几时几分出生的。

妈妈讲起我出生时，她进了医院后经过了消毒程序，赤身*躺在产床上，被推入了产房，很痛，但我显然还不打算出来，我妈那时就说我很懒。等了很久很久，因为产房里没有钟表，她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只知道很冷，十月天，太阳已经下山了。她很奇怪，这么久都没有医生护士进来。等得越久，她越觉得生产是受罪。

得知我妈妈进了医院，我爸爸回家打点住院用的东西，我姐姐当时七岁了，隔壁阿婆帮忙，炖了一锅黑鱼汤，等汤好了，她就坐上我爸爸的自行车后座，手里提着一锅汤。她说，去医院的时候满街还能看到*时期司空见惯的标语。但回来时只见标语都被游街的人从墙上撕下来，踏在地上。连我七岁的姐姐都记得，那天有活动，满街都是跑来跑去的人，还有新贴的大字报，第一次出现要粉碎“四人帮”的大字标语——当然，这是我爸爸才看得懂的。

我妈妈等了很久是因为医护人员倾巢而出、上街表达对粉碎四人帮的激动心情去了，不知道、或是忘记了还有一名产妇在等。或许只是因为游街队伍当时刚好经过那个地段，所以我在妈妈肚子里也很明白，并不是懒——或许我才是最有耐心的人吧。*走过，人们回医院继续加班，我也顺其自然地出世了。据说，我妈妈流了很多血，浑身冰凉。我有八斤半重，她生得很艰难。

所以我不知道确切的出生时间。我姐姐不记得，我爸爸也不记得，医生护士和我妈妈都在产房里奋战。那时候的出生证上不写分秒。甚至出生证本身也不知道在哪里了。我只知道，*彻底结束时我才出生。

我得Google才知道，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但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中央宣传部门确实是从14日开始“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而我妈妈巨痛时，消息刚好传到了上海大街小巷，“上海老百姓，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非常振奋。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群众已经开始冲进去贴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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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我到来之前

文/刘琪鹏

在母亲来北京照顾我的几个月里，我时常幻想着，如果自己换成母亲，是否有勇气跨过往北地图上那一点点的距离，只为了和他见个面。二十年前，那个帅气而挺拔的男子曾站在我面前，当时的我只有五岁，可是小小的我依然能感觉出母亲异样的表情和父亲对他的厌恶。

父亲和母亲年龄差距很大，在父亲面前，母亲似乎永远都像一个少女等待着他的照顾与呵护。父亲是南方人，而母亲是北方人，他们俩故乡之间的距离遥远到至今没有直通的火车可以抵达。因此经常有人好奇他们俩为什么会走到一起，每次母亲只是笑笑。

不记得是什么缘故，无意中问到母亲的初恋，母亲说其实五岁的时候，他曾来我家拜访过一次。记忆中，那个男人很高大，有黝黑的皮肤和挺拔的鼻子。年幼的我，就很懂得察言观色，看到父亲冷淡的样子，不自觉也表现出对他的憎恶。但很快我似乎就转变了态度，与这个好看的叔叔玩得不亦乐乎。不得不承认，孩子天性中就有以貌取人和健忘的一面。

母亲和他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双方父母还是世交。但高中以后，那个男人考上了外地的学校，母亲则留在老家，除了写信便很少见面了。后来，母亲因为外公打成右派，工作也随之调动，一家人从东北搬到了南方的城市，在那个没有手机和E…mail的时代，失去一个人的联系显得那么容易，还身在大学里的男人写了很多信，皆因母亲的地址改变而石沉大海。再后来，母亲遇到父亲，恋爱、结婚、生子。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六个月大的时候，那个男人才从同学口中得知母亲结婚的消息，请了假从北方连夜坐火车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