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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话题又转到李宗仁意欲归国的问题上，因其中不仅纠葛着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斗争，而且还牵涉到中美、中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地说：“李宗仁先生要回来，我们是欢迎的。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适当的时候，李宗仁先生可以到欧洲走一走，你去见一见李宗仁先生。把你见到的一切和他的想法，都好好谈一谈。”总理还谈到了李宗仁回国之后生活上的安排，和将来在工作、出国旅游方面的一些设想。

程思远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总理亲切的话语。做为一个还生活在香港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他此刻由衷地接受了总理所提出的这一切。从这里，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于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政策，并不是引诱他们来归的一种手段，而是真诚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渐地成为人民队伍中积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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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留下了遗憾（4）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李宗仁……

1960年9月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受李宗仁的委托，非常秘密的从美国飞到了香港。

郭德洁告诉程思远说：“德邻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大陆去。他总是在重复着那句话：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这一次我回来，他一定要我把一些珍贵的文物交给你，要你务必转给祖国……”

1963年12月9日，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李宗仁由美国飞往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旅游”，后又飞抵瑞士苏黎世，与阔别14年之久的程思远第一次重逢。

他们通宵达旦地长谈……

李宗仁坚定地对程思远说：“我们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地，浮萍浪迹，飘泊西东。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但是，蒋介石那个中国，是与我无缘的……”

当程思远把1959年10月周恩来总理那次谈话的全部内容转达给他的时候，他激动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他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有雄心抱负，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不过这些理想今天看来，是渺小的，因为他还没有脱离我们个人的范畴。你见过我前些天接见意大利《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马赛丽的谈话么？”

程思远说：“我在离开香港之前，才看到香港《正午报》上发表的摘要。”

李宗仁接着说：“我说我像蒋介石、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惟一的区别是我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真正地不放在心上是不容易的。共产党、周恩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的。他们想的是全民族，包括他们也包括我们；包括今天，也包括未来。这正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这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众望所归的缘故。

这一年的冬天，从我国西北地区发出的一声轰然巨响，又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人民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爆炸了一枚原子弹，庄严地宣告了：美苏两霸靠原子弹讹诈来混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桩桩喜讯接踵而至，不能不使虽然身在国外，但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李宗仁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那种要为祖国尽一点公民义务的想法，又鼓舞他在致书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面对世界的现实，迅速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于1965年2月12日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路线走下去，应该效仿戴高乐将军的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使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十分震惊。

同年3月18日，李宗仁的广西旧友原国民党桂系的第二号头领、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白崇禧突然从台湾发电报给李宗仁先生，指责他：“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家邦，为亲痛仇快……”

李宗仁知道白崇禧此举，是蒋介石的唆使而为之，一笑置之。这反而使他归心似箭，毅然给程思远写信，表示急于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愿在美国再碌碌无为地虚度残年。

程思远立刻把他这个愿望，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根据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果然地做出了决定：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当程思远这次在香港收到了李宗仁的幼子李志圣从纽约发出的电报：“货已启运”是6月13日。

按照原来约定好的暗语，这就是说：李宗仁已经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