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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组织宣传、组织义卖、捐款、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等，她都是积极分子。这期间她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先后都考入高等院校读书，陆续走上工作岗位，这样她更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工作了。在她看来，这种义务性质的社会工作很开心，很重要，很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这种情况一直到“文革”爆发。

奉献使她更美丽

严仁美在23岁生日时，赵四小姐赵一荻（吴靖的丈夫赵燕生的亲妹妹）送她一本非常精致的日记本，从此开始记日记。这本日记本记了5年。到她28岁生日时，孔令仪又送了一本，又记了5年。第三个5年的日记本也是孔令仪送的。再后来的日记本是一个亲戚、在东亚银行任职的简悦强先生送的，因为该银行每年过年的时候总会印一些小日记本分送客户，严仁美每年会得到一本，所以后来的日记是一年一本，一直到十年浩劫降临，那时他们已经搬到衡山路上的西湖公寓。

“文革”中严仁美知道这几十年的日记是祸害，赶紧撕的撕，烧的烧，处理干净。但是前面那厚厚的三本日记本是精装本，皮封面，共6片。内容撕碎了，封面却撕也撕不碎，烧也烧不成，还不敢随意往垃圾桶里丢，那年头垃圾桶里也会有人去检查。后来竟是分别托了六个人分六次带出去扔掉，总算没有出事。六十年代末，形势稍微平稳些了，她积习难改，又开始记日记，这一记又记了几十年，虽然都是个人经历，但处处有着时代的烙印。

“文革”中她家所住的天平街道是重灾区，无可逃脱地被抄家。丈夫单位只发给他们每人15元生活费，两人每月只有30元钱，这点钱连付西湖公寓的房租都不够。好在孩子们都工作了，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武汉，也有在上海，孩子们每月给他们寄钱过日子。

由于严仁美长期积极参加里弄的工作，全都是义务劳动，不仅从不拿一分钱，还经常参加捐款捐物，所以在里弄里跟大家关系处得很好，受到大家的爱戴。干部们无论是街道里弄的，还是市委统战部或是侨联、妇联的，都称她为严大姐。在天下大乱的那些年头，里弄干部和大妈大嫂们主动来保护她，使她从未挨过批斗。一旦风声紧了，就会有人用各种方式来通风报信，她就会提前从后门躲出去。

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恢复了过去的活力，担任了徐汇区天平街道侨眷联谊小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荣漱仁，她们当年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学）。除了联络侨眷，组织侨眷参观学习，争取海外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她本人还亲手办起了两个实业，一是开在建国西路上的“侨友服务社”，是侨眷集资办的小卖部，她是法人代表。她凭着人头熟的关系优势，常能批发到市场上的紧缺商品，如丝光毛巾、精纺绒线、优质炼乳等，因此效益非常好。二是在高安路办了一个“侨星托儿所”，她任副所长，招收了40名幼儿，因高质量的伙食和幼儿教育享誉当时。

这两项实业，不知花费她多少心血。所赚下的利润，全部用来联络侨眷，组织侨眷外出活动。办“侨友服务社”时，为了节省开支，她甚至会跟同事一起，一左一右地坐在“黄鱼车”两边，到浦东去批货……因此她所在的侨眷小组，活动最丰富多彩，年年被评为先进组织，1983年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远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改革开放以后，严仁美夫妇可以到海外走走了。在走亲访友的同时，他们不忘联络爱国华侨，介绍国内情况，争取他们回国观光或投资，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1980年春节，她和丈夫一起去香港探亲访友，受到亲戚朋友们的热情款待。他们的多年至交宋启勋（美孚石油公司远东总裁）夫妇亲自到火车站接他们，并安排在他们家住，当天就陪他们去逛街。在他们亲友的想象中，大陆历经过很多政治运动及自然灾害，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生活很苦，他们一定憔悴得像难民，因此都带了旧衣服和食品前来探望。见面时，想不到他们身体比香港人还健康，穿着在香港也算时尚的，都十分惊奇。他们原计划在香港玩两个月，结果一住就是半年。东亚银行总裁简月强先生还给李祖敏在银行里找了一个职位，安排了一个写字间。张大千从台湾打电话给他们，并托人带了一张画送给他们，在电话中关照说：“你们把画卖了，用钱可以舒服些。”但他们至今还珍藏着，作为纪念。

后来宋启勋先生又帮他们在香港移民署申请到了“回港证”，希望他们今后就在香港生活，不要回上海了。当时从大陆申请到香港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人到了香港就不再回大陆了。但是严仁美和丈夫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