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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1920年8月26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间专门病室里，那里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护理员弗罗霞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原来她认识他。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做过工。她对这个伤员是多么体贴入微呀！现在连我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