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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被定为“坏片子”,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我这一次幸逃劫难,然而我却高兴不起来。
批判之风一起,便决不会仅仅限于《武训传》,跟着来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不知道为什么首当其冲的竟是俞平伯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自己虽亲自参加了这一场声势也颇为浩大的批判。但是,我对幕后的活动并不清楚,估计也有安排,什么人发动,然后分派任务,各守一方,各司其职。最后达到了批倒批臭的目的,让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批判一经开始,便不会自动停下,它会像瓜蔓一样,四出蔓延。大概是因为胡适也研究过《红楼梦》,于是首先就蔓延到胡适身上。尽管他当时并不在大陆,而是在台湾或者美国。搞一个缺席批判,也无不可。许多学人一哄而起,对胡适的方方面面都批判到了。因为他本人不在现场,人们批判起来,更用不着有什么顾忌。用的方法同以前一样,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刀笔罗织,无限上纲。大家共同努力,演了一出杀鸡给猴看的闹剧。这场批判后来又扩散开来,牵涉到了许多有影响有造诣的著名学者,但并没有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达到被批判的水平并不容易,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者,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
我的学术研究
我在上面讲到了批判和开会,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联,于是无日不开会矣。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
我工作的单位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可哪里有时间来进行学术研究呢?我在下面把我的学术研究的“成绩”逐年写一下。
一九五零年
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
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
2�《记〈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
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一个零。
一九五一年
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论印度》出版。
1�《〈新时代亚洲小丛书〉序》
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
3�《介绍*〈印度大事年表〉》
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
5�《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回到祖国(11)
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
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
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
一九五二年
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
《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
一九五三年
这一年写了两篇文章。
1�《学习〈实践论〉心得》
2�《纪念*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著成一百周年》
一九五四年
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
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这是颇费了一些力量才写成的一篇论文,其来源应该追溯到前面“出路的表现”一节中去。在那里,我讲到了回国以后,旧业无法进行,只好另寻出路,出路之一就是从事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而且我还想纠正“一头子买卖”(one…way traffic)的说法,所以努力寻找中国对印度的影响。
纸和造纸术是中国发明的,连最有偏见的外国学者也不敢有异辞。在印度,文字的发明创造远较中国为晚。有了文字以后,文字是刻在铜板或铁板上,但最常用的是一种树叶,中国称之为“贝叶”,“贝”是“贝多罗”(pattra)的缩写,这个字本身就有“树叶子”的意思。
我从纸在古代西北一带传播的情况讲起,一方面根据中国古代文献,一方面参考考古发掘的结果,而以后者为主,因为考古发掘出来的纸是最过硬的证据。我讲到敦煌和甘肃西部,讲到新疆的楼兰、吐鲁番、高昌、焉耆、库车、巴楚、叶尔羌、和阗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发掘出来了质地不尽相同的纸。然后又越出了国境,讲到中国纸传入波斯(伊朗)和*国家的情况。最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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