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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公司的人对我说，假如把你移交给司法机关，起码要判你三十年徒刑，还可能在你头上打洞，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身分，我的名字叫M，我有一张蹩脚中学的毕业文凭，让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还给了我五块钱——考虑到我在银行里的五十万块存款都将归公司所有，只给这一点钱真是太少——然后开车送我去新的住处，有一样东西不用他们给，就是我的新模样。安置以前我有一点肚子，甚至可以说在发胖，现在已经尖嘴猴腮了。

有一件事必须补充说明，我现在犯的不光是直露错误，还有影射错误，因而万劫不复了。这后一条错误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发现的。我绝不敢说公司这样检举我，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营业额。我只是说，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故事到此就该重新开始：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有一个M，他是个又瘦又高、三十岁的男子，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丝衬衣，一条黑色的呢料裤子，一双厚底的皮鞋，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大汽车（这辆汽车和殡仪馆的汽车有点像，并且也被叫作送人的车），前往东郊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有两个穿黑衣服的男子陪他同去，并且在汽车后座上不断地敲打他的脑袋，拍打他的面颊，解开他衬衣的领扣，露出一小片苍白、削瘦的胸膛，说一些尖酸的话，但是意在给他打气。后来汽车在一座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旧砖楼前停了下来，同去的人在他后背上推了他一把说：你到了，并且递给他一张窄行打印纸，说：该记着的事都在上面。M从车上下来，走了几步，拍了一下前门，司机把玻璃放下来。M说：能给我几支烟吗？司机取出一个烟盒，往里看了看，说道：还有六支。递给他，并且问道：还有事吗？M摇摇头，转过身去，汽车就从他身后开走了。

此时天色将暗，旧楼前面有很多乱糟糟的小棚子。因为天有点凉，M打了一个寒噤。然后他就走到那座旧楼里去，爬上砖砌的露天楼梯。那张打印纸上写着“407”，也就是四楼七号。走廊上一盏灯都没有，所以也看不出哪里是几号。于是他随手敲了一家的房门，门开时，一个小个子女人用肩膀扛住门扇。M想，我应该让她看个清楚，以免她不信任我，就一声不响地站着。从敞开的门里，传来一股羊肉炖萝卜的气味。据我所知，M既不喜欢吃羊肉，也不喜欢吃萝卜，所以他对这股气味皱起了鼻子。那女人看清他以后让开了门，把头往里一摆，M就走进去。这间房子里很热，因为有个房间里生了火。她用手一指说：往里走，给我看着孩子，饭一会儿就得。M就朝里面走去，绕过了破旧的冰箱、破烂的家具，走进一间尿味扑鼻的房间，这里有两个小床，床上躺了两个婴儿，嘴里叼着橡皮奶嘴，瞪着眼睛看着他。M想道，你们千万不要哭，哭起来我真不知怎么办好。这间房子里点了一盏昏黄的灯。那个女人在厨房里说：你会做饭吗？M说，不会。她又问：会不会鼓捣电器？他想到自己过去学过物理，就说：会一点。于是她说：那还好，不是白吃饭。

在被重新安置（也就是说，被取消了旧身分，换上新身分）之前，我上过两星期的学习班。如前所述，参加学习班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回和以往不同：除了让你检讨错误，还讲一些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也不要和过去认识的人取得联系，假如这样做了的话，“重新安置”就算无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也就不能一笔勾销了。我们当然明白，这是暗示我们将住监狱。重新安置了以后，我们既没有妻子（或者丈夫），也没有儿女。假如原先有，公司也会替我们处理，或者离婚，或者替我们抚养。要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挺有钱的，现在一切都归他们了。我记得讲到这里时，会场上一片不满的嘘声。公司的代表不得不提高嗓音说：这就够好的了，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你们这些人不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大戈壁，而现在你们都安置在北京城里！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用他提醒我这个。我只关心重新安置了以后，活不下去怎么办。公司的代表回答说，假如大家都活不下去，就会产生新的治安问题。他们不会让我们活不下去的。我们会有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或者丈夫，这些公司会安排。我认为，我未来的妻子是什么样的，最好现在就形容一下。但公司的代表认为，这不是我该、或者我配关心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可不可以互相联系，以便彼此有个照应？公司的人说：绝对不可以。我们之间不能横向串连，也许公司会安排我们彼此认识，除此之外，一切联系都不可以有。这些问题都明确了以后，我就开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