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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养成。她对教育产生了热情，为有行为障碍的女学生成立帮助中心，不过直到一场悲剧降临之后，她的人生才找到更深层的方向。

那次怀胎十月后，安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婴，取名凯瑟琳。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看起来健康无恙。十天大时，助产士来家里给婴儿例检，例检完却叫安赶快把她送去医院，说女婴可能性命不保。送到医院后，凯瑟琳立刻被放进了便携式氧气帐里。

原来凯瑟琳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她的肺泡氧气不够，无法充分地为血液供氧，因此小女孩的心脏和肺部正在逐渐衰竭。接下来的六周，凯瑟琳一直待在氧气帐里。那段时间，安、安的丈夫和儿子简直是以医院为家，他们也与许多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年轻父母越来越熟悉。

“那时候好痛苦！”安回忆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无助。我身为一个母亲，却没能力帮助自己的女儿。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痛苦。”医护人员全力以赴，但最后还是没有救活小凯瑟琳。

“她夭折后，我们只是一心想要纪念她的生命，以及实践她教我们的所有事情，”安说。但是要如何纪念，当时还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养育三个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后来安的丈夫在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区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美国签证的相关规定，安无法在那里取得工作许可证，她索性注册了波士顿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学术兴趣被唤起了，之后她又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人权与教育方面的硕士课程。

根据课程要求，后来安前往津巴布韦特别贫穷的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研究为何当地女孩的就学率和到课率如此之低。一般人会认为，许多非洲家庭基于文化习俗的考虑，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上学。于是安带了好几沓问卷和便签纸，准备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点放在莫拉村（Mola）的一所学校。在跟学生、家长和学校高层职员谈话后，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战不是文化，而是贫穷。家庭没钱为所有的子女购买课本和支付学费，所以只能把优先权给儿子，因为男生受过教育后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更高。

津巴布韦女孩求学的决心，让安深受感动。她遇到一对十几岁的姐妹——西西利亚和玛卡利塔，她们天天步行60英里到莫拉村，因为这里学校的学费比家附近的便宜。这对姐妹邀请安到她们搭建的临时茅屋参观，坦白地说她们不知道下学期还交不交得起学费。这让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尔士所经历的困苦。她觉得跟津巴布韦穷乡僻壤的汤加族女孩有一种亲切感，不禁想象要是自己的孩子处于这种环境该怎么办。

“这种程度的贫穷，是我前所未见的，”安说。她跟当地居民保证，自己会找到方法来支持女孩的教育。村庄长老和学校高层职员热情响应，他们开了一次小区会议，制订了用民间力量支持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够帮忙支付费用。

安回到英国剑桥的家中后，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津巴布韦认识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请亲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这样并不够。安本来不喜欢烹饪，也从来没做过买卖，但是为了赚钱，她开始在自家厨房里制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后拿到剑桥市场去卖。这没有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带来什么起色：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二月天，安和两个朋友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只赚到30英镑。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筹集到足够的钱，让32名女生读上了中学。她们的父母也承诺支持女儿，确保她们好好上学。两年之后，安把她的努力化为一个正式组织，叫作“女性教育运动”（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头几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继续上了中学，不出所料，表现优异。

“女性教育运动”从津巴布韦扩张至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加纳，备受赞誉之余，也使它能够筹集到更多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相较于大型机构，“女性教育运动”的经费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万美元），但是该运动现在每年能帮助超过40万名孩子就学。打一开始，“女性教育运动”在每个国家就只雇用当地职员。他们非常重视当地社群的支持，至于哪些女孩能够荣获奖学金，是由当地社群组成的委员会来评选的，“女性教育运动”的职员负责审查委员会的决议，以防止贪污。此外，“女性教育运动”还刻意避开了可能危害救援组织的个人崇拜。他们的网站是关于女学生的，而不是关于安，对于启发这一切的女儿凯瑟琳，上面也只字未提。那是我们从安身上挖出来的背后故事。

安在她资助的一家位于赞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