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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于1986年12月14日飞到莫斯科，同往常一样下榻在哈萨克常设代表团的宾馆。早晨去了苏共中央，几分钟后得知他已不再是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也知道了谁是他的接班人。

库纳耶夫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他很明白，是到了该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了。他已经上了年纪，现在的领导方法完全是另外一套，再加上莫斯科新政权的歧视目光，这些都不能为他的工作和生活增添一丝信心和乐观情绪。

后来在一次记者访问中他坦诚地说：“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作出的决定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我有功也有过。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不能长期连续当‘头头’，否则会变得麻木，免不了会有过失，尤其是干部政策。包围自己的不应该是崇拜者，而应该是聪明人，能更新思想观念的聪明人。”

苏共中央内部有些人认为，库纳耶夫曾是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朋友，戈尔巴乔夫和同他亲近的党内人士对库纳耶夫反感就是由此而来。可他们自己也在勃列日涅夫手下工作过。在他们看来，这位哈萨克斯坦的领导者是“停滞”时代的人，通过多年工作，他在共和国中造就了一个领导帮派，这个帮派具有典型的负面表现——信奉的原则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当然，在库纳耶夫周围也难免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会卷入丑闻之中。有人也曾想方设法把腐败的罪名扣到他头上，但最后不了了之。他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但他的无私精神值得许多人学习，而且不仅在哈萨克斯坦。尽管库纳耶夫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些作出解除他职务决定的人也要考虑到，这个为共和国做了许多好事谋了不少利益的人，在共和国是享有良好声誉的。此事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既定干部更换政策，要求具有十分审慎细致的态度，可是从种种迹象看来，苏共中央领导根本就没有很好考虑过。

更糟糕的是，莫斯科又决定，在该共和国形势变得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的人应该是一个原则性强的、铁面无私的人——对这一点倒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可不知为什么，又规定必须是俄罗斯人。就这样，选择落到了科尔宾身上。

我同科尔宾早就认识，对他的劳动生涯了解得很清楚。他的工人生活是从在下塔吉尔——就其规模和重要性而言是中乌拉尔的第二大城市——的一个工厂当制模学徒工开始的。他在那里一直干到副总工程师和厂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和下塔吉尔市委书记。在随后几年又升为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苏共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苏共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任上结束了自己的劳动生涯，当之无愧地受到国家许多奖励和表彰。

我们二人的生活道路在许多方面是相符和交叉的。把我和科尔宾联系在一起的是“老乡”的情谊，我们年龄相仿，都在乌拉尔工业部门工作过，那时我们经常在正式场合和私下见面。

在他担任下塔吉尔市委第一书记期间，我正在乌拉尔机器厂任总工程师，我厂同实力雄厚的下塔吉尔冶金联合企业有密切合作，他们的设备基本上由我厂提供。

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家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它的名字并没有反映它的全貌，它确实为国家铁路生产了大量车厢，但工厂的第二部分生产的却是坦克。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便是这样，当时生产过传奇坦克T—34，战后阶段也没有停止。在战争期间，乌拉尔机器厂为乌拉尔车辆机械厂提供坦克炮和坦克外壳。战后则为生产各种类型的现代坦克提供坦克炮。有件事说起来很令人痛心：1993年炮打“白宫”，用的就是乌拉尔车辆机械厂和乌拉尔机器厂生产的坦克和大炮。

不妥当的任命（3）

科尔宾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时候，我也被任命为乌拉尔机器总厂的厂长。大家知道，当时的党组织事实上管理着地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也不例外。所以，我同监管工业的科尔宾接触很频繁。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勒紧我们嘴里的嚼子”。他对生产业务很懂行，是一个讲原则的、要求严格的领导者，了解工业企业生活的细枝末节，因而受到厂内职工的尊敬。

巧合的是，我和科尔宾几乎是同时离开乌拉尔，只差一个月。他被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我则当上了重型机械和交通机械制造部的第一副部长。这之后我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过。科尔宾经常向我们提出一些有关我们部门在格鲁吉亚的企业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发展共和国机械制造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