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4 页)

和国公然拒不执行承担着国家管理职能的联盟领导和机构的决定，实际上变得毫无作为能力。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威信日渐丧失，政权也处于同样境况。

国内出现了最后两三年间瓦解国家的力量一直想要达致的局面。不能说这一切都是突然间自发出现的。特别是我在1990年末的去职，完全是当时出现的局势、是那种政治和经济改革路线的产物，而那条路线则最终选择了由时代所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我预见到国内局势发展的严重危害和悲惨后果，便于1990年12月19日，也就是离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把为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担忧的想法和盘托出。这是一个经过痛苦的思考而作的发言，它已成为我的政治遗嘱。

由我领导的全苏政府清楚地见到国内出现的局势危害严重，我们的任务在于再次提出警示：灾难正日益临近。但给我的印象是，我这些话说了根本没人听。一部分代表收听的完全是另外一个“频道”，而大多数则已经被少数人的大喊大叫和好战精神吓得避让犹恐不及。

听众席上传来了呼喊声：“你干嘛要吓唬我们？”“你要提高粮价！”等等。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我甚至要说是相当邪恶的、充满敌意的代表大会上，我最后的话是：“今天你们向我叫喊，因为我建议在完全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粮价提高几戈比，可是对于国家未来的命运，你们却不愿作任何的考量。”

在离开讲台之前我向听众扔过一句：

“你们还会想起这一届政府的！……”

当人们尝够了叶利钦“天堂般生活”的苦难之后，的确又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次发言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批准了某些加盟共和国总统联名声明，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国内发生颠覆国家活动而提出的建议。宣布了过渡时期——“符合各加盟共和国意愿及各族人民利益的国家关系新体制的形成时期”——的出现。

通过了一项就当时局势而言十分典型的法律新标准——《拒绝加入新联盟的程序》。该程序要求必须举行全民公决，或由共和国议会通过决议。还要求一条：同苏联就实施这一国家行为有关的所有各项问题举行谈判。

在苏联方面，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宣布为最高苏维埃，同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有很大差别。它由两院组成：共和国院和联盟院。共和国院由各加盟共和国选出苏联人民代表和地方议会代表构成。为了保证参加该院的各加盟共和国权利平等，每个共和国只有一票。联盟院按现有名额经与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协商后由苏联人民代表组成。

我国原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被第五届特别代表大会解散了。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获得了在各自国家领土上中止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各项法律效力的权力。该法规具有明显的全联邦性质。

还成立了另一个新的联盟最高权力机构——国务委员会，它由苏联总统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职务的人士构成。该机构的职权范围非常广泛，也非常不确定。因此，它几乎具有无限的权力，这就降低了最高代表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

为了协调全国经济，协调开展经济改革，按均等原则成立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苏联总统任命，并征得国务委员会同意。该委员会是苏联国民经济管理运作委员会的接续者，是根据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4日发布的命令组建的。主席为西拉耶夫，副主席为沃利斯基，委员为卢日科夫和亚夫林斯基。

代表大会闭幕后，戈尔巴乔夫又得以恢复了过去冻结的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但这次的讨论有别于过去，一切都变了：各共和国领导人把主动权抓到了自己手里，而苏联总统则被迫采取防御态势。正如叶利钦在他的《总统手记》中所说：“……他开始让步，而这在8月份之前是所有的人都不敢想的……在诺沃奥加廖沃谈判中，原来的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这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打击。先是波罗的海三国……然后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而且，在10月和11月的诺沃奥加廖沃会议上，气氛也跟暴乱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绝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都不敢跟苏联总统争论，而且有时候还责备我‘过于极端’的话，那么现在他们都争相批驳戈尔巴乔夫，甚至连张嘴的机会都不给我了。”

政权危机和政权瘫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