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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这一案非比寻常，交给别人，我不放心！请两位辛苦吧！”

“是！”陈夔龙觉得有句话不能不问。“王爷，原奏请派大学士、军机，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爷想过没有？”

“如果是派大学士，当然由李少荃主持，慈圣的意思是不愿他为难。”庆王接着又说：“同案的几个人，情形不同，听说杨锐、刘光第都是有学问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罗织，有欠公道，应该分别办理。两位到了部里，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

陈夔龙心想，不派大学士决非体谅李鸿章，不愿使他为难，多半是怕李鸿章会有所偏袒。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惩办这一案，主课重刑。而听庆王的口风，杨锐、刘光第可从宽减，其余只怕不是大辟便是充军的罪名了。

于是辞出庆王府，转到总理衙门，先备咨文，知照刑部，叙明会审缘由。其时宫门抄已经送到，其中便有崇礼所上奏折的原文，而上谕指明受审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共七人。至于张荫桓，“虽经有人参奏，劣迹昭著，惟尚非康有为之党，着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最后特别宣示：此外官绅中有被康有为“诱惑之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总理衙门的官儿，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党之嫌，如今连受康有为“诱惑”的人都可不受株连，新党耳目更不在话下。因而看完这道上谕，无不有如心里放下一块石头的轻松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谕，心情却又沉重了。皇帝自道，“从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大家都明白，这是废立的先声。京中早有许多流言，说“迟早必换皇上”，这道上谕，已见端倪。但是“皇上”是那么容易换的吗？总理衙门的官儿都有些担心，怕因此而会引起各国公使的干预，又无端引起许多难以料理的纠纷。正在相与咨嗟之际，听见马蹄得得，夹杂着轻快的轮声，入耳便知是与后档车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马车，当然是有洋人来了。

来的是法国署理公使吕班，要见庆王或者任何一位总理大臣。李鸿章被逐，张荫桓被捕，庆王及由军机大臣兼任的总理大臣，很难得来，在衙门里的，只有一个曾为翁同龢所排挤，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门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

总理衙门办事的规制，凡是与洋人会谈，必由章京作笔录，章京以国别分股。法国股的章京，一共九个人，最能干的是一个杭州人汪大燮，与籍隶海盐的徐用仪是浙江大同乡，当然顺理成章地由他来作笔录。

翻译姓吴，是吕班带来的。宾主四人，在一张大餐桌的两面，相对坐定，略作寒暄，谈入正题，吴翻译先有所透露，吕班此来，是为了探问皇帝的病情。

一听这话，徐用仪先吃一惊，知道遇到难题了！向汪大燮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穷于应付时，须作支援。

等吕班发过言，吴翻译照实译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谕，颇为诧异，亦很关心。

上谕中说，四月里以来，就有不适，何以三四个月之中，未见谈起？“

“多谢贵公使关心。”徐用仪慢条斯理地答说：“圣躬违和已久，常有传说，贵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悬揣。”

吴翻译听他这样回答，脸有难色。显然的，对于皇帝有病的传言，受雇于法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如吴翻译等等，一定不曾告诉吕班。倘或据实转译徐用仪的回答，或许他就会受到责备，所以显得为难。

不过，他还是跟吕班长长地说了一大篇，辅以手势，似乎在解释什么？吕班听完，点点头问道：“皇帝生的是什么病？”

这不便瞎说，亦不能用打听确实了再来奉告之类的话搪塞，徐用仪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说：“皇上是积劳之故，精神不振，胃纳不佳，夜眠不安。”

“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么病？”

这样逼着问，颇使徐用仪受窘，汪大燮便疾书一个“肝”字，将纸片移到徐用仪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仪问吴翻译，“吕公使要打听得这么清楚，是为什么？”

“我想他总有道理。”吴翻译问道：“徐大人这话，要不要译给他听？”

“不必！且听他说。”

吕班说的是：“肝脏有病的人，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