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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煊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后，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

以后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稣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的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祯，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一送二十万两银子，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

“让荣中堂高兴，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所以贺礼之中，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殁，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血，钟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送乾宅的呢？”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 ※ ※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奉明诏解除，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存。旗人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在未经过挑选之前，不准擅自择配。因此，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却开不得口，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已至待选之年，而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于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或称“拴婚”。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指婚”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谁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在内。她确信唯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