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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破产。Sullivan，A�　Teresa，The　Fragile　Middle　Clas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pp�198～218�这固然与美国许多中产阶层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层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层——白领的描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　“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　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1页。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层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　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层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层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导引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兴起与发展的新中产阶层而言，面临的处境与韩国中产阶层更为相似，尽管我们目前尚难以准确断言中产阶层的前途，但从新中产阶层对于其自身的职业、身份、教育等地位的标志因素的重视以及在消费中的重点投入来看，中产阶层未来的发展不会不受这种“地位驱动”式消费的影响，不管这一消费诉求的内在逻辑如何，无疑这不是完全主动与自由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的“去阶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去贵族化，去中产阶层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在消费上的平民化或者大众化。这样，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实际上并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在形成初期所追求的上层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将会是完全自主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意愿的。与西方国家中产阶层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基本是与中国（当然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表现）的“消费社会”“媒介时代”同步的。如此一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本身充满矛盾与悖论的时代。他们可能不会被上层文化所导引，但却不能避免消费社会无孔不入的广告、媒介的渗透与控制。也就是说，从消费处境来看，影响中产阶层未来发展的绝不仅仅是他们自身，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文化导向。一方面，中产阶层在消费当中，积极表达与展现自我，但同时，他们可能也会被消费文化所导引或设计。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新中产阶层在未来仍将会面临中产阶层曾经和正在经历的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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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标签与闲暇生活

对于西方中产阶层来说，休闲生活是标识自身阶层地位的一道醒目的标签。在经历了早期现代化浪潮的美国小镇米德尔敦，相当于中产阶层的“经营阶级中，每个夏天都享受两个星期的带薪假期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是在工人中间还不多见……在新的公民俱乐部中，有米德尔敦的经营阶级男性在闲暇时间喜欢的打高尔夫球、打桥牌和驾车出游等活动。”　罗伯特·S�林德、海伦·梅里尔·林德：《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第290、338页。以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为研究对象的《沉默的大多数》的作者也明确指出：“我结识的职业中产阶层家庭各方面都有更活跃的休闲生活。他们做得更多，走得更多，读得更多，有更多朋友，看更多人。”　莉莲·B�露宾：《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第206页。福塞尔则调侃地写道：“中产阶层就生活在这个小小的胡桃壳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产阶层进餐馆根本不是冲着食物去的，他们去那儿是因为餐馆里的装潢‘艺术’或者管弦乐队而不是大厨的手艺。”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46页。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