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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载酒亭，我们怎样去读古诗》。

我欣喜于：“在宋朝/海落见山石，一个枯水季节/尘昏市楼”如此清新而娓娓道来的宋朝的一个山水的画面，中国意境在古代和现代自如出入，一种方向、一种可能性、一种成熟的诗风把我情不自禁地引向那边。从和张枣的接触开始，我就一直关注怎样在现代汉语中重现古典，但关节迟迟没有打通。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在酝酿、准备、期待……直到这首诗的出现才使我加速完成了一个方向的成功转移，一首诗使我积于心中两年的阴影显出光明，多少天来，我沉浸在“转移”的兴奋里，我终于集中充沛的精力向一块诗歌的新垦地要求我的新诗篇。

一天上午，我在黄彦的宿舍随意翻阅一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学史》，其中有一段谈论中国古代东汉时期有一些道士被称之为望气的人，其实是指望云的人，他们通过登山望云可以预卜凶吉，厉害的算卜者可以望到几百公里外将要发生什么事变。云层在望气的人的眼里变幻莫测，一会儿呈现兽形云块，一会儿成为皇宫云块……据记载当时有一望气高人曾望到过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曾在布衣时被囚于一间牢房，他本想策动当时的皇上，去那里冲走刘秀正在蕴集的帝王气，但后又放弃此想法。就连范曾也在鸿门宴前夕登高，望过刘邦之气并告知项羽：刘邦帝王之气极盛，不可小看云云。但项羽却充耳不闻，酿成后来的大祸。这些闪烁不断的历史片断，加上这关键的出人意料的四个字“望气的人”，使我早已守候的心怦然猛跳，我当即借回此书，在当天，在这个春雨刚过、风和日丽的正午时分，一口气写成《望气的人》，接着又写出《李后主》。这两首诗的写成完全取决于阅读材料（后来的《在清朝》也是因为读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所致）。为此，我乐意像布罗茨基那样说：“炮弹能飞多远，这取决于它的材料，而不是体验。所有人的经验都差不多。甚至可以假设一下，有些人的体验可能比茨维塔耶娃的还要沉重。但是，却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掌握材料，能让材料完全服从于她。”

三、日日新与望气（4）

不爱说话的黄彦对这两首诗大为激动，不停地猛抽他心爱的黄平香烟。当我们正余兴未尽地谈论此诗时，张枣突然从川外来到我家，他来通知我他将与一位美丽而冷峻的德国姑娘结婚，而《望气的人》一下把他原来的思路打断了。他以少有的惊奇反复打量我突然的“发明”，简直不知这首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告诉了他这首诗的秘密触动并提醒他注意上海诗人。

并非完全独自研习诗艺，我也陶醉于为学生改诗的快乐之中，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快乐成了我日后一个痛苦的怪癖——看到别人的诗就想改，也不问对方是否愿意，这带有强迫症的行为也得罪了一些人，不过我所遇到的大多数诗人还是乐意与我讨论修改之事的。记得当时要求我改诗的队伍在我家常常排成一个行列，那真是快乐的行列。我特别以修改音乐系学生李和平与陈康平的诗为乐事。李和平知道我上瘾于这一行为，得意于这一行为，就一天到晚拼命让我改。他谦逊地侧立于我的身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杂乱无章的情绪怎样被重新组装成形。他在紧张地牢记和体会这些技巧的演化过程，我也在享受着自如的修改带给我的*。顺势多说几句：改诗也在我当时诗歌核心圈子形成风气。张枣争改我的诗，我也争改他诗，既完善对方又炫耀自己，真是过眼云烟的快乐呀！而我是赞成改诗的，我也十分乐意别人改我的诗。张枣就彻底改动过我《名字》一诗的最后一节，而且为我一首非常神秘的诗取了一个相当精确完美的名字《白头巾》。欧阳江河改动过我《黄昏》第二节及《在清朝》第一节第二行一个十分重要的词，我原诗为“安闲的理想越来越深”，他改为“安闲和理想越来越深”，把“安闲”变为名词来用，与后面的名词“理想”作一个并置，这简直是脱胎换骨手段，妙不可言。付维也改动过《在清朝》其中一行，我原诗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捕鱼”，他改为“夜读太史公，清晨扫地”，注意到意象的趋近而不是意象的分离；他还改动过《望气的人》中一个突破全诗意义的词汇，我本来是“一个干枯的道士沉默”，他试探着问我：“道士改为导师可能会好些吧。”他话音刚落，我即醒悟过来，当场就确定用“导师”换掉“道士”。时至今日，我仍旧认为诗人之间相互空谈技术，还不如直接动手改正一首诗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对方）的诗歌系统（这里指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音节奏及用词习惯，而修改别人的诗首先就必须进入别人的习惯）中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