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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精神疲倦了，但终得以恢复。

和世界清账，什么也不欠下。但“恢复”还遥遥无期，我从广州外语学院一开始就欠下生活的“债务”！

左边第二卷广州大学四年，除了第一个学期（或者应该说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我可以说是在离经叛道中度过的。

１９７８年春我来到南方这座名城——广州。这一年我２２岁，迎着雨后的阳光和无辜的兴奋途经三元里（这是我中学时代就被老师镌刻于心的爱国主义圣地）到达黄婆洞，我的学校——广州外语学院所在地。那时我并不顾影自怜也无实用主义，像毛泽东时代所有青年一样心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斗争情结”以及“表达”式的“细胞的反叛、莫名的激动和怒气”。

在明亮的３月，入学后的第二天，一个身体相当纤细的青年含着笑容和我说话，从潮湿的宿舍到校外的田野，他用一只手不停地梳理他女性般柔软的黑发，另一只手紧握一张雪白的手帕；他以浓郁的广州普通话欢迎我，露出自信的牙齿（那是乐于表现的雪白），嘴唇的鲜红添了一点理想的激动。他叫黄念祖，我的同学，从他出发我认识了广州，开始了另一种“读书”生活。

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在黄念祖家里，我对广州生活的最初惊喜竟是从一个极小的茶杯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茶杯。简直令我大吃一惊，只有拇指这般大，拿在手里像一枚铜钱；用这种茶杯喝水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玩味，这精美无比的“铜钱”外面镶着色彩细致的花纹，它只能盛*滴水，举在唇边一咂就没有了，刚好把嘴角润湿，进入口腔的恐怕最多只有二、三滴。太不可思议了，难道广州人都这么饮茶并饮下他们细腻的生活？

读完饮茶这一页，他又对我提起两个神秘的名字，王希哲、李政天（广州早期地下青年思想家），这名字带给我某种隐秘的激动（这激动直到我彻底投身诗歌才完全消失）。而我后来认识的却是另外两个人。

我像一个校园“盲流”在美丽的环境里晃来晃去，格格不入。而我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呢？为了摆脱农村（上大学前当知青）？为了大家认同的光荣？为了与众不同？可能还有更深刻的理由吧，从重庆到广州，一地之于另一地，生活或许就在别处。

一、　读书与瞌睡（2）

逃学从第一个学期第二个月开始了，那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变着戏法逃脱课堂——这个“军事法庭”。寝室成了我的“人造天堂”，充满真理、自由的瞌睡就合理合法地在那里进行。

白日梦游、白日抽烟、白日渴望就这样塞满我的寝室。我们８个同学，有６个好长一段时间比赛睡觉，几乎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甚至连吃饭都不愿起床。吃完晚饭，你追我赶洗完脚，看谁先躺上床去，先躺上去的颇有一种自豪感，因为他率先反对了“学习”，为此高人一等。压低声带、发出胸音的周海忠最爱睡，一躺上床就叹气，大睁双眼望着天花板，他睡的原因是不能学习数学——他最心爱的功课，命运却偏要他学习英语，结果他一睡却睡成了（多年以后）中山大学数学系的著名教授。爱装怪又无所事事的唐序也在睡，那是因为他日夜单恋一个丰满而矜持的女生，他如今也不知睡到何处去了，或许高年龄已让他睡得不安稳了。李建华，我的挚友，他一半是高材生，一半也大睡特睡，他的睡眠是为了当众表达他的聪明，他现在是北京农业大学优秀教授，他是假睡。另一个假睡者胡威，他一觉醒来就成了祖国的外交官。刘学忠一边拉二胡一边睡，他带给我们的欢乐最大，整个人就是一个喜剧，他睡觉是为了凑热闹。黄念祖睡得最少，他马不停蹄地打扮自己并加班加点地谈着走马灯式的恋爱，一天到晚繁忙地炫耀他的爱情战果。我同样狂妄地自高自大地睡着，我的瞌睡就是为了逃学，为了对无聊的反抗，为了从“意义”的“*”下解放出来，为了我大腿间不幸的生硬，为了我同唐序比赛有关“性”的英文词汇量。我毫无办法地选择了睡眠这种反抗形式，那是我当时最惬意的形式。我火热的青春在最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刻却偏要无辜地沉沉睡去。多年以后我还同我的另一个朋友炫耀睡眠，比赛睡眠。天呀！我还遇到过一位更年轻的睡者，１９８６年他同一位校园诗人来看我，不到两分钟，他就伏在桌上大睡起来。我很有趣地问过他的情况：他整天呵欠连天，睡眼惺松，他的瞌睡导致一件极其颓废的行为——偷看女厕所，结果被学校处罚，判为留级。而他是一个公认的爱诗歌、心肠好的人，而瞌睡差一点断送了他的前程。我做了一点瞌睡的调查：中国大学的男生普遍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