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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前期探索的时候找到的，然后把发报机的电线接到了电话线上，发送信号出去。

初期的信号一定不是之前“我”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个信号一定是特派员改的，他们最后被发现在电报室附近被枪杀了，我不知道特派员改那份电报是什么用意，但这就可以解释，当“我们”第一次进洞以后，工程兵整理电缆的时候接通了电话线，立即就有电流让电话响了。

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我相信怎么也是八九不离十了，如果是这样，那我去救他们的概率太低了。第一，我不可能去救那个老专家，时间上来不及；第二，我不可能去救在电报房的人，因为我不知道那在什么地方，寻找太花时间。唯一我可以救的，就是小聪明这一拨，可惜特派员没有死，小聪明死了，我即使去救一定也是失败。

不管如何，这方面我觉得见机行事就行，其实我心中已经放弃了，这么想只是让自己好过一些。在特派员精力被他们分散的时候，我反而有了优势。

他一定不会想到，我们会跑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所以我可以很从容地干一些事情。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黑暗中做出通往出口的标记，那些灯很难破坏，我只能一盏一盏爬上去看灯丝的情况，尽量做出一道最安全的、一路上路灯都不亮的路线，在每个转弯口都做上记号。

做完之后，我掐着时间等待，让我觉得好笑的是，特派员一次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显然他打死也不认为，袁喜乐会在这个地方。而事实上，如果他不知道我的底细，他一定是认为我已经离开这里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也想这么走了算了，但如果没有袁喜乐搅局，“我们”那批人进来后的结果，可能是和第一支队伍一样被特派员连锅端了。

我在黑暗当中，陪了袁喜乐大约一个月。我在这个区域里，找到了好几只包，应该都是小聪明他们发现毒气之后，狂奔下抛弃的重行李，里面有不少罐头，我们靠这些罐头和我包里的牛肉度日。

这一次的黑暗中，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温存，她一开始一直很谨慎地看着我，慢慢地，习惯了我的存在，放松了下来。

我们聊了很多，我编了一个关于伊万的故事，和她说了很多我的事情，她一直安静地听着，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在软化，但是，这仅仅是最浅的变化。

我看着她就在我面前，离得远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我拥抱过爱过的袁喜乐，但是，只要我一靠近她些，她立即就会变得陌生起来。

后来我放弃了，我们在黑暗里一直掐着日子算着时间，到了我记得的“我”下来之前的几天，我和袁喜乐出发了。

路上我们并没有碰到特派员，他一定就在附近，但是这个地方太大了，即使我们不是那么小心翼翼，也很难碰到。

之后的事情，乏善可陈。

我准备了两张纸条，一张是“小心裴青”，一张是“下落水洞”。

对于第二张纸条的作用，我心里很清楚，但是第一张纸条，我觉得有点疑惑，为什么我要让“我”小心裴青呢，裴青不过打了我一枪？

我无法肯定是否所有的纸条都是我放的，但是，这些纸条都是使用了劳保本的纸，这种纸质很好，而且因为是特种使用都具有防水性，既然来源一样，所以应该都是一个人写的。

但即使有疑惑，我也不敢不送，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小心裴青”这张纸条，我的很多行为都会改变，比如说，“我”就不会在裴青反常的时候，觉得他的行为不正常。

说起来这张纸条是我所有的判断中，最无法解释的一个，因为似乎之前我所有干预的事情，都正中事情的关键点，而这张纸条明显不是。

我写完后，有种奇怪感觉，这似乎是一种“控制”——我用这张纸条，仅仅为了引起“我”对于裴青的注意。但这是没有动机的。如果“我”没有收到过这张纸条，我是不会想到要送出这张纸条的。这是个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问题。

这不同于我的“干预”，干预只是野蛮地在任何需要引导的时候引导，而“控制”的感觉，却精细得多。

我想起了我在床后看到的那些被刮掉的字，这里的事情很不简单，虽然我现在写了两张纸条，但它们并不一定能送出去，这个“控制者”，其实未必是我。

如果有人在非常精细地引导着所有事情的发生——那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

比如说，本来事情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有人为了使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设计了一个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