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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枯骨亦加刑。

稍宽末后因奎宿，

暂仆中间为彗星。

早日大程如反覆，

暮年小范要调停。

书生几点残碑泪，

一吊诸贤地下灵。

苏轼和他的文字，终是不朽的。

篇二十二　汴京　端礼门　宣德门　繁塔寺

晨钟暮鼓，苍凉凄绝。北宋王朝灭亡了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十五年。苏轼病逝一年。

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七日清晨，雾漫泞京，掩没了皇宫里的殿宇亭台和街巷里的酒肆楼阁。京都十大禅寺的晨钟声几乎是同时响起，雄浑苍凉，猛烈地驱散着灰蒙蒙的浓雾，强烈地摇落着御路两侧桃、李、梨、杏湿淋淋的枯叶，焦躁地唤醒了京都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撞击着皇宫端礼门前连夜矗起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大宋建国一百四十二年来不曾有过的。石碑前已滞留着早朝散去后的朝廷百官，京都闻讯的文人、学子、艺伎、黎庶也从各条街巷陆续赶来观看，至雾散日出已时，已聚众数千，嘈杂、议论、喧闹声代替了十大禅寺的晨钟声，端礼门前呈现出一片混乱。

这座石碑，高一丈五尺，宽五尺，黑底白字，石工刻镌而成，额以“元祐奸党碑”五字，乃皇帝赵佶御笔，碑文乃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所书。其文曰：皇帝即位，旌别淑匿，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摩有佚罪，乃命有司夷列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一百二十人。皇帝命书而刻之石，置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京书之，将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圣神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绍先烈，臣敢不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记。

下列元祐奸党名单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状，刻石而定。

文臣执政官二十三人：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范纯仁、曾布、刘挚、王岩叟、范纯礼、蒋之奇、韩维、孙固、李清臣、苏辙等。

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苏轼、范祖禹、赵君锡、朱光庭、吴安持、孙觉、鲜于亻先、贾易、曾巩、范纯粹、杨畏、吕陶等。

余官四十八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司马康、刘安世、吴安诗、欧阳棐、王巩、郑侠、程颐等。

内臣八人：张士良、鲁焘、赵约、谭囗、杨囗、陈询、张琳、裴彦臣武臣四人。

王献可、张逊、李备、胡田。

曾任宰臣二人：王珪、章惇。

这座“元祐奸党碑”的出现，群臣黎庶都迷们而恐慌。这个杀气腾腾的举措，明面上是皇帝赵佶和宰相蔡京“崇尚熙宁之政”、恢复“熙宁新法”的宣言，骨子里却是皇帝即位改元后的一次大清洗：定罪为“元祐奸党”的一百二十人中，既有“熙宁”年间“变法”的反对者，也有“变法”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既有“元祐”年间“革故鼎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又有“革故鼎新”的反对者；而且这一百二十人中，一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文人。钦定“奸党”失去了明确的界线，只能是一种滥行权力、为欲所为的暴政。于是，群臣在这个“奸党”名单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而是自己所亲近过的朋友，政坛纷争可伸可缩、株连之累可大可小，如若朝廷纷争再有发展、株连的圈子稍有放大，自己不也进入“奸党”中了吗？京都学子、文人、黎庶，早已对朝廷近三十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三十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拥护“变法”者，在思念章惇、曾布、李清臣、韩维等人在“熙宁”年间的功绩和不凡表现；反对“变法”的人们，在思念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在“熙宁”、“元丰”年间坎坷的遭遇；大学的学人学子们，在思念司马光、范祖禹、司马康、刘攽等人十五年冷室著作的清苦艰辛和《资治通鉴》的辉煌成就；文坛瓦肆的文人艺伎们，在思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的才情诗篇。人们对权力滥用者的传统厌恶和对是非不分中弱者遭难的传统同情，迅速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