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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想和大家一样，能有一个家啊！”他心里像被什么拽了一下，想哭，可眼睛却很涩，“我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关押了十多年，是什么问题，父亲自己也说不清楚，说是读书的时候，稀里糊涂地参加过一个叫什么三青团的组织，是学校组织他们参加的，父亲当时也没有考虑过参加了这个组织会有什么后果，没想到这居然就成了问题。母亲又因忧劳成疾，在一次批改学生作业时突然口鼻流血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来……”

“你别……别去想这些难……难过的事。”她只是反复地说着这句话，她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她从他的眼底下看见了那深藏着的忧郁，身子就不自禁地颤栗了一下。

这处传来公鸡“喔喔——喔——”的啼声，嗓子有点破裂，有些哑，不像平日那般珠圆玉润。在这清晨的山野里，尾音拖得长长的，听起来竟有点颤抖，有点凄厉了。

“我别无选择，只能下乡，”他又说，“我弟弟在我下来后没多久，就也被下到了郴州红旗农场。”

“怎么你弟弟也要下乡呢？”她问。

“其实，按当时政策，每家每户有一个下乡就行了，然而学校为了完成下乡指标，硬是动员他下了乡，也许是还考虑到他家里没有人照顾吧。我不知道弟弟一个人当时是怎么收拾东西、打点行装的，但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他一定比我艰难得多，他才不到14岁啊！”

她没有吭声，如遭雷击一般木然地伫立在那儿，恍惚听见灵魂深处咔啦一声巨响，心里像刀割一般的疼。她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瓷白的玉牙把下唇咬出几点血红的齿痕。

“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只能无奈的活着，”他说，“什么是无奈？知道这事是不合理却没有法子去改变，我们没有办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就只有努力让自己去适应。”

“其实，我也比你好不了多少，”她叹了一口气，“我父亲被打成右派，他相信自己一生可以做个正人君子，凭良心处事，他要规规矩矩、清清白白的做人，但是他却没法办到，自然我们一家也就遭殃了。”

“我知道我们下来的人中，大多是家庭有问题的，以我们队知青来说吧，八个人全都是出身不好。”他说。

“我只是不明白，难道家庭出身能由自己选择？既然不能选择，为什么非要这样对待我们不可呢？”

“这是没法说清楚的事。不过，我记得陈毅副总理说过这样的话：‘对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

“是吗？这真是陈毅总理说的吗？”她睁大两眼望着他。

“这是1961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文章我看过好几遍，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不过，到了现实生活中，就变成了两回事。我们都活得很不容易，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比其他的人多花费一倍甚至好些倍的勇气。”他说着便又埋下头去作画，他在那几栋泥墙青瓦的农舍前面，用红色的水彩画上几丛美人蕉，如*蒸霞一般，是那么热烈，那么生趣盎然，充分抒发了他对理想与生活的追求，呈现出他内心世界的丰富情感。

她一眼不眨地瞧着，心被他的才华和坚韧所打动。她忽然觉得她就像一座山，沉默、挺拔而有力量，而自己则像一条小河，水花四溅地绕着山根往前流，就有如他画着的画，山有水才显得润泽，水有山才显得灵秀。她深深地感到：她需要他！这些，也许只是一个梦，只是一个仅属于她的秘密的期盼。于是她抿住嘴，把脸儿微微扬起，看着他用画笔涂抹着那泛出些许绿色的远远的群山。

第四章 发现一条反动标语

十三

吃过中饭，大家正准备回房休息，公社宣委唐卫东一脸严肃地跑来，要知青赶紧去礼堂集合开会。唐卫东是个三十多岁头剪着短发的女干部，平日就很难见到笑容，老是板着一张冷脸子，这会更是态度凛然，寒气逼人。她看着大家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教导我们时时刻刻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要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她说着停顿了一下，空气似乎很紧张。

知青们都惶恐地低着头，两眼射出火似的光芒。

她接着又说，说得那么痛切，那么慷慨激昂，指陈利害：“阶级敌人是不会死心的，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比如说今天吧，就在公社前面那个山坡一块石壁上，有人用粉笔写了：‘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的反动标语。你们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