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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普卢塔克（Plutarch）说：“有人对狄奥彭玻斯王（King　Theopompus）说：‘斯巴达长治久安是因为历代国王统治高明’，大王说：‘不，是因为懂得让人民顺从’”。

不用说，隐讳自我主张的风气可以上溯到封建时代。在闭关锁国和武士统治的350年间，日本确立了全面控制整个社会的方略。发布节约令，按各个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规定每家使用的建材、门和大门的形状、衣服的质地。神社和寺院必须隶属于幕府规定的宗派，异端信仰成为禁忌。为了保全主人之子而杀死自家孩子、自我牺牲这些美德成为歌舞伎、偶人净琉璃的热门主题，被反复传唱。

但是，心灵控制并非那样简单可行。即便在资讯手段不如现在发达、识字率还很低的情况下，心灵控制也不那么容易。传统社会管束严厉，但即使如此，也有不少人物和地方逃脱了控制。外样大名几乎是独立国家的国王，他们引以为豪的是自己的方言和地方特性。直到1920年，政府统治才抵达四国祖谷溪是，因为通往该山谷的道路要靠人手才能开通。而在城市里，“士农工商”制度本身也产生了多样性。傲慢的武士、沉思冥想的僧侣、态度温和的工匠、好斗又好色的商人，没有什么社会比江户的“浮世”更多彩而混沌了。

绝对控制是幕府的理想，但这个理想直到明治时代成变成现实，，当时日本从西方引进了近代教育制度。明治维新的口号是“和魂洋才”，而以教育来讲，那是“和魂”（总体控制）和“洋才”（义务教育）的结合。标准化的教科书、制服和校规、在校园里按军队队列行进，一齐鞠躬——这样，长达215年的闭关锁国也无法完成的事终于实现了，绝对控制在与地方和个人个性的较量中占了上风的。就其结果而言，这是给日本现代化带来重大影响的一大失误。

最初的危机出现于20世纪初。门户开放引发了爆炸性的创造力，在“大正民主化”时期达到顶峰。冈仓天心（觉三）通过著书立说将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介绍到海外，武术、绘画、舞蹈等自古以来就有的艺术和娱乐与现代化巧妙地融为一体，精炼成为一种现在可见的形式。此外，还出现了芥川龙之介和泉镜花等优秀作家，服装设计和建筑、音乐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民主主义运动开始胎动的时期。

然而，只有少数阶层能尽情享受大正民主化自由空气。大多数国民在学校接受军队方式的教育，他们在校园里排着队，呼叫“万岁！”。20世纪30年代，这一代人开始掌握实权，一扫大正时期绽开的自由之花，宪兵队、新闻检查制度和军国主义都在扩大，日本迅速走向战争的道路。

而第二次危机就是现在。

羊群

将现在日本的教育评价为“灾难”，或许有危言耸听之嫌，但对于海外专家而言，“先进的教育制度”颇具魅力，仅次于“优秀的官僚”。与欧美相比，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海外专家的著作和论文中备受称赞，他们对日本孩子的背诵能力和数学技能大加赞赏。毫无疑问，教育体系造就的“企业战士”成了支撑日本经济基础的强大原动力。国民在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服从权威的思想，所以社会运作极其顺利，在西欧社会蔓延的社会不稳定和暴力犯罪在日本则很少发生。这些全都是“正”面的故事，在海外专家的那些著作中几乎不提“负”面的故事。

厚生省官僚、精神医学研究者宫本政于说，那是因为海外专家对日本学校实际进行的教育视而不见，而是囫囵吞枣地解读日本的“教育原则”。宫本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精神分析。据他说，为应试而背诵的知识仅是副产品，教育体系真正瞄准的不是教育，而是国民的服从。借用宫本严苛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阉割”。

“到英国田野去观光，就会发现在平缓的丘陵地带羊群正在吃草。那道风景就是和平本身，而这也正是日本官僚期盼日本社会能够实现的情景。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国民顺从老实便于实现官僚所希冀的和平。因为顺从老实的国民易于控制，没有必要对社会体系进行变革。官员又是如何有效地阉割日本的呢？其答案是学校。学校系统成了实践阉割的场地。”

为了了解这种“阉割”是如何进行的，让我们回顾一下孩子们前进的道路吧，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其将来。

幼儿园

课程之一：步调一致地行动。作家彼得·哈德菲尔德（Peter　Hadfield）陪女儿乔伊第一次去日本幼儿园时的见闻之一。首先是老师点名，然后是全体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