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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对法国军队的各位将领大加赞扬：

“这支部队短小精悍，能打硬仗大仗，领导他们的将领也非等闲之辈。本来不应该由我来说，它的各个部门如何被领导得井井有条，它的参谋长干得如何出色，他的助手又是如何得力。我也不会回顾他们曾遇到多少困难和考验，有了我们这位将军的机智、坚忍和力量，就足以战胜这些困难”。

舆论如此忘恩负义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次远征的顺利成功。正如幸福的爱情乏善可陈一样，一场无惊无险，没有尸骨成山，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行动，既不能耸人听闻，也不会惊动舆论！中国一役，与克里米亚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之围造成的数千人死亡相比，与意大利战役中索尔夫里诺战斗导致众多的阵亡数目相比，差得太远了。此后不久发生的墨西哥战役也是伤亡惨重，最终导致战役结束的悲剧事件，其惊心动魄更是令人记忆犹新。

然而对中国的远征，在军事上一帆风顺。有人甚至忍不住会加上一句：简直是天遂人愿。因此，认为它不过是一次“闲庭信步”的看法终于不胫而走。德斯凯拉克·洛图尔叹道：“中国之役短暂而辉煌。思想肤浅的人们也许会得出结论说，这场战役根本无惊无险”。极力反对帝制的历史学家伊波利特·纳让的话，反映了普遍的看法：“这场闹得尽人皆知，还为孟托邦将军赢得八里桥伯爵头衔的战役，其实是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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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0）

的确，按官方统计的十几人死亡、二百七十一人受伤的数字，伤亡人数似乎微不足道。正如巴赞库男爵所说：“在战争中，幸存者的荣誉往往是由阵亡者的数量来计算和衡量的”。因此，对于这场关于“以阵亡者数目衡量一场胜利的损失和重要程度”的争论，《八里桥》一书的各位作者感到“伤心”。尤其是因为实际伤亡的总数要大很多。由于受伤和疾病，死亡人数达到了八百四十一人，再加上两次海上长途航行途中死去的一百多人，这还不算紧随中国战役之后在交趾###蒙受的人员损失。也就是说，死亡人数为总人数一万人的十分之一。

人们往往忘记，在历次殖民地战争中，发烧、传染病和其它各种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要远远高于单纯在战斗中阵亡的人数。1900年前后，皮埃尔·洛蒂奋起反对远离本土的殖民战争。他认为，在这些罪恶的战争中，由于各种恶性疾病和热带疾病，无数个前程美好的年轻生命都被断送了。

因此，舆论对1860年远征中国的看法是，那不过是一场无惊无险的战役。另外，它还使参加这次远征的人发财致富……。

几年过后，塔克西尔·德洛尔提出下面具有说服力的说法：

“这场战役中，手持先进武器的联军从远处射杀中国军队，无论他们胆敢在哪里出现。中国军队的大部分士兵还拿着火绒枪和弓箭，他们只能带着亚洲人对死亡的普遍蔑视，眼睁睁地前来送死。在法国的官方报纸上，这场战役的结果被概括为短短的几句话，其中提到八里桥战斗，并把它与赫利俄波利斯战斗和伊斯利战斗相提并论，还提到飘扬在北京城上的三色旗。尽管人们都承认满族人与马穆鲁克骑兵或者阿拉伯人一样英勇，但光荣还是属于赫利俄波利斯战斗和伊斯利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回到祖国时两手空空，没有由于公开贩运轻易得来的战利品而损害法国军队清廉无私的名誉”。

华方济伯爵将军对舆论的缄默感到惊讶：

“当人们得知这次远征的辉煌结局时，人们都以为是在做梦。但是，人们对丰功伟绩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这次战役显得平淡无奇，孟托邦将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

的的确确，对圆明园的洗劫“使这次远征的辉煌黯然失色，虽然此次远征总的来说进展顺利，成果丰硕”。第二帝国史专家路易·吉拉尔的这一看法既有分寸，又合乎情理。

甫返巴黎，孟托邦就不得不直面两个阵营的反对。一个是他的同僚和皇帝身边的人，他们嫉妒他得到的桂冠。另一个是帝国的反对派，他们一心想利用洗劫圆明园一事抵毁法国军队，进而抵毁政府的对外政策。

不过拿破仑三世皇帝对孟托邦十分欣赏。除了已经给予他的荣誉（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军人勋章，参议院的席位）之外，1862年2月，皇帝还想给他一份5万法郎的巨额年俸，不仅终身享有，还可世代相袭。但议员们表示反对，甚至右派的议员也不同意。华方济将军记载，委员会发言人儒韦内尔先生“在发言中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致使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