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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坛上和旁边摆着精雕细刻和镶嵌着珍珠和宝石的香炉、烛台和纯金制作的大花瓶。其中一个祭坛中央有一金质遗骸盒，镶嵌着绿松石，因年代久远而泛着绿锈。盒里装着一尊黑石偶像，头部是动物—狼或者狐狸—的脑袋。盒上写有汉、蒙、满、藏四种文字，说明那是一个大军事头领献给某个死去千年的皇帝之物。遗骸盒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圣杯状的人头骨，莹莹烁烁地闪着宝石光……”这是皇帝个人的祭拜堂。

保罗·瓦兰继续向我们叙述他在圆明园的巡访情况：

“圆明园后边是一个更大的湖，周围有三座建筑物：右边一个为文源阁，里面收藏着大量的文书档案和中国墨盒，还有一些艺术品；另外两个建筑物里全是贵重的家具和织物。随后进入一大片渠、湖、山组成的迷宫，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工修造的，其中散落着一些配殿，因长期无人居住，改做了仓库”。

最后他还提到，在一个著名的欧式宫殿，即乾隆年间由郎世宁和蒋友仁神父主持建造的，仍隐约可见挂过的壁毯残迹：

“在这些宫殿中，有一个殿是按照路易十五时代风格建造的，好些房间饰满了巴黎戈布兰花毯厂生产带有法国徽章的花毯；这些戈布兰花毯是1767年法国王室送给乾隆皇帝装饰欧式宫殿用的。墙上挂着亭亭玉立的法国宫廷美女肖像，下方还有她们的名字。但是，花毯和画作都已破损、撕裂，好像是被遗弃很久了”。再远处，有一座很大的宝塔，塔上有许许多多小塔，宝塔内摆满了奢华的祭品。里面还存放着一件精美华丽的铠甲，头盔上镶有一颗象鸽蛋那么大的真珠。有那么一件铠甲送给了法国人的皇帝，但没有珍珠，路上丢失了……。

这个宝塔对面有个殿，已经改作库房。里面的丝绸布料和丝绒绸缎衣袍不计其数，衣袍上面均用金丝线挖花织制，且镶有五条龙，那是皇帝的专有标志。然后是皇帝傧妃的后宫，坐落在一个大湖的湖边。“所能想到的最罕见、最珍贵、甚至最奇特的属于女性的幻想和优美，集此一身”。

保罗·瓦兰的文章以这一优雅的语句作为结束。他的记述既有对形势环境的描写，也包含着一些有教益的东西。

工程兵上尉贝齐亚的日记是1903年他死后发表的，其中说到圆明园里还有许多地方都没能搜索到，特别是一些庙宇，那里面珍藏着很多用宝石镶嵌的偶像。他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将近半夜，军中一个有身份的人牵着几匹骡子进了皇宫，把在未搜索到的地方偷的物品往骡背上放，有人算了算说那人甚至搬了两趟。但最引人注目的绝对是那桩魔术般的事件：10月8日晚上，那些要分给部队的三分之一财宝，在皇宫和指定的分发地点之间这二百公尺远的路上，楞是被人搬走。不幸的是事情无可怀疑，接连往车上放了两批金条，这是被人看到的。有人还提到，一些军衔相当高的人可能为此失窃事件开了方便之门”。

贝齐亚上尉提到的那位“军中有身份”的人是谁？所有的目光都盯着保罗·瓦兰上校。那些“军衔相当高的人”又是谁？

夏尔·米特雷西则力图尽量缩小劫掠行动的规模。他肯定地说：“每个人只能拿自己的那份东西，以能够带走为限，每一份东西都很少”。他还说，士兵把余下的贵重丝绸拿来当包袱布用的情况并不多。

乔治·凯鲁莱是葛罗男爵领导的使馆外交官，他因职务的关系而不能去搞这种大捞特捞的事，对此他遗憾不已。他在北京安顿下来，就跑到法军军营去拜访他的朋友，观看他们抢来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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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6）

“他们个个都是一副诡秘的样子，跟我们讲他们在中国的阿拉丁神宫搞到了相当于十几万法郎的东西。张口闭口就是几百万、金条、绿宝石、珍珠、景泰蓝、玉器。那些当兵的为眼下抢来的东西而发愁，巴不得把它们都卖掉，卖给我们这些没法去发财的人，而我们呢，只能花钱去买军队不屑要的那些东西”。

凯鲁莱对那场大掠夺的法律依据不以为然，他只是为珍宝被糟蹋而惋惜，但他也认为大掠夺是难以避免的：

“听到他们一个个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黄金乐园里的奇珍瑰宝（由于一时的狂热和冲动，确实是夸张了），我们开始感到遗憾：战争的需要没能阻止对那些数量相当可观的财宝的挥霍……不过，还能有什么办法？能把那分散在十六平方公里的宫殿中的所有东西都清点一下，然后让两国军队瓜分，再按军衔高低分给个人吗？不能，绝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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