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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11月10日，被任命为驻天津部队最高司令官的柯利诺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要在极度严寒的地区度过整个冬天。我的任务非常艰巨。天津有大约八十万居民，它的重要性以及他邻近北京的地理位置，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只要中国当局试图采取什么敌对的行动，天津必然要加以配合。身处从此众多的居民之中，又是在如此庞大帝国的首都大门口承担前沿哨兵的角色，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最艰巨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我们返回法国之日，我们将自豪地想到，我们对国家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将军根本没有想到的是……

11月7、8、9日

轮到英国军队离开北京了。罗伯特·拿皮耳的师11月7日第一个动身。米启尔将军的师原定第二天出发，但弗里德里克·布鲁斯的到来使他们推迟了一天。他实际上是11月7日抵达北京的，他的兄弟额尔金一直在等着他。他马上被介绍给恭亲王，并在额尔金的主持下就任英国女王陛下派驻北京公使一职。这一职位高于所有其它英国人士，包括额尔金本人。巴夏礼在仪式上担任翻译。葛罗以同样的方式使布尔布隆就任法国公使职务。

至此，再也没有任何事务把额尔金和剩下的英国部队继续挽留在北京了。格兰特将军11月9日与米启尔的师离开北京，葛罗同日离京。格兰特认为，中国民众舍不得联军离去……布鲁斯和布尔布隆也与他们一起动身。最终协商的结果是，两位新任驻北京公使和使馆人员都到天津过冬。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他们留在北京对中国的主战派形成刺激。主战派的确可能借机扳倒恭亲王，从而使整个局势发生逆转。于是，两位公使要等到来年春天才正式上任常驻。不过英国人留下了一位密使在北京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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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4）

实际上，布鲁斯由于1859年9月25日下令攻打大沽炮台，此次险些被中国当局拒之门外。葛罗三番五次地提醒额尔金说，在中国政府眼中，布鲁斯的所作所为是中国最近所遭受一系列灾难的直接原因之一，为了让他的兄弟能与中国的高官们建立联系，也许应该尽早为他打通各种关节。

向恭亲王辞行之后，葛罗率领使团人员离开了北京。亲王和特使见了最后一面，最后用拥抱礼相互致意。克鲁凯男爵以抒情的笔调写道：“别了，北京！别了，中国的都城！既然你已经向我敞开了化为废墟的奇迹，昔日辉煌的遗存，宽阔的护城河，众多的人口和厚重的城墙……别了，北京！”

使团的行进队伍由八十四辆大车组成，尉为壮观……他们从那十几座砖窑的前面经过，穿过八里桥镇，走过那座从此承担着历史重负的石桥，向9月21日的战场投下最后一瞥，然后在通州停了下来。“他们回想起伤心的往事，在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史上，通州的名字将永远是满清王朝政治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一个无法磨灭的烙印”（凯鲁莱语）。全体使团人员在这里登上二十多只小船，船队指挥是特里科海军少校。

巴夏礼是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比其他人晚了几个小时。他后来写道：“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北京的。进北京时我也是第一个，那是在我终生难忘的9月18日，我与罗亨利一起被捆住手脚，用马车押送进入北京城。此刻从同一座城门走出北京，真是感慨万千”。

经过三天的行军，英国部队到达天津。额尔金、布鲁斯以及格兰特则乘船沿白河顺流而下，抵达天津。过后不久，河水就封冻了。

11月9日

孟托邦给朗东元帅写了一封长信。他再次重申对放弃舟山的不满。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恼恨额尔金，从恭亲王手中夺取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仍不满足，还成功地迫使法国人撤出了舟山这个支撑点。他认为舟山对法国的贸易利益至关重要。

孟托邦将军派遣参谋部的康普农少校，把从圆明园得来的艺术品以法军部队的名义晋献给拿破仑三世皇帝，同行的还有将军的一个副官德·皮纳海军上尉，他曾在第一批冲进圆明园的围墙时受了重伤。德·皮纳海军上尉他还受命向陆军大臣呈上一只宝匣，里面装着与中国皇帝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在圆明园发现的一些可能对法国军人和外交人员有用的官方文件。两个人立即登船动身。

11月14日

伊格那替叶福的辛劳终于得到了报偿。虽然极不情愿，恭亲王还是被迫向这位俄国将军以中俄之间长期的传统友谊为名施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