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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一方面因为和文人闲谈使他觉得学识贫乏而自惭，一听人提到他是个“自学成材的诗人”，便像普鲁斯特（5）　笔下的青年画家那样，老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从事文学生涯”。

而且，谈文学使他想到“文字愚蠢”，思想缺乏生气，从而危及对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和信心。因此，当他和其他作家在一起时，他原先对生活和对事业的焦虑就会沉渣泛起，使他觉得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易受责难，险象环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反应就像一条乡下猎狗，主人走进杂货铺去买东西，它就蜷缩在大车底下。在紧张的举止、偷觑的目光和唐突的答话尚不足以使他感到自卫时，他便求助于所谓“酒有浇愁消虑的作用”。

文人闲谈的双重威胁不是唯一使他在夏洛茨维尔贪杯的原因。喝酒的欲望在他感到“内心翻腾不安”时，比感到自己陷入困境时更加强烈。有时，他把酒精等同于解脱、等同于小丑穿着灯笼裤趔趄的步态；有时则等同于逃避，等同于一层雾或者一个避风港，在那里，生活的种种声音遥远而不吓人。

在这以前，他苦干了几个月，写一则讲平静的生、可怕的死的故事，企图驾驭一次痛苦的回忆。在那段时间里，他严格控制饮酒。如今剩下他一个人，又远离家乡，他的自我控制崩溃了。好几次突然同素昧平生的人谈论他死去的孩子，好几次含沙射影地提到自己的报复；以前使他苦恼的失眠，如今严重到使他害怕天黑的地步。他喝得越多，吃得越少，身体越弱，平时闷声不响，偶尔变得粗暴无礼。有一次，才走进法明顿乡间俱乐部的圆厅，人们前来迎接时，便呕吐起来。这种丑态虽然以前也有过，但是福克纳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与会者中不乏知名作家，但是谁也比不上福克纳引人注目。一些故意装得冷淡《圣殿》的人读完了《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后瞠日结舌，只要福克纳不出席会议或招待会，大家就发觉少了他；他一出席，就“当然成为众目所视的焦点”，有一位记者就这样说过。

在纽约逗留的时间长一点，这种洋相出得更多些。以前去纽约时，福克纳大部分时间和密西西比的老乡，如斯塔克·扬和本·沃森，或者新奥尔良时期的朋友比尔·斯普拉特林和莱尔·萨克森在一起；如今他受到编辑、出版商的招待，被介绍给名作家，包括一些专为哈罗德·罗斯（6）　和《纽约人》撰稿的文人。新交中有的不过是好奇，有的是爱才，有的希望同他签订合同。

在纽约的7　个星期中，他去康涅狄格州度周末，加入阿尔冈昆饭店（7）　的“才子名流圆桌”，出席阿尔弗雷德·诺普夫和贝内特·瑟夫一流的出版商举行的宴会。

他写信给埃斯特尔说：“我出足了风头。一星期来，除了晚宴外，每天中午都有杂志编辑或者希望和我一贝的人为我举行的午餐会……想不到我居然成了美国文学界的头而人物。……幸好我头脑冷静，不太虚荣，不致于得意忘形。”在周围眼光比较敏锐的人眼里，福克纳其实并不像一头雄狮而更像一个怯生、脆弱的人。多梦西·帕克（8）　说：“你就是会想到要保护他。”福克纳受宠若惊，不免有点紧张，竭力想恢复在新奥尔良时专心听人讲话的习惯。

他结识的人中大多口若悬河，欢迎有人听他们讲话，而听人家讲话正是福克纳感觉最胜任愉快的一项任务，至少有时如此。偶尔还带来意外的收获，多梦西·帕克有一个朋友叫做罗伯特·洛维特的，讲过一则战争期间英国青年志愿军在海岸汽艇队英勇服役的故事，福克纳立即据以创造了博加德上校这样一个人物，写成一篇叫做《转向》的短篇小说，内容基本上取自洛维特的故事。不出几个月便刊登在《星期六晚邮》上，后来成为福克纳的第一篇被改编成电影的短篇小说。谈话一离开书本，福克纳就容易边听边谈。他高兴地同纳撒尼尔·韦斯特（9）　在萨顿旅馆交流打猎的故事，和达谢尔·哈默特（10）和丽琳·海尔曼（11）一谈便是几小时。哈默特在成为作家以前几乎什么活都干过。他和福克纳一样喜欢讲故事，和福克纳一样喜欢喝酒，有时一连喝上几天。

即使和他愿意或需要见面的人在一起时，他还是改不了局促不安的天性。他和哈默特有共同之处，两人都讨厌拘谨地谈论文艺，都讨厌阿尔弗雷德·诺普夫所代表的时髦社会，两人都觉得这种社会的虚伪。福克纳告诉一个记者说：“我不喜欢文人。我从来不同其他作家交往，也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善于交际。我受不了‘文人圈子’。”福克纳觉得困难重重、穷于应付，便拚命喝酒，常常沉陷在酒精的迷雾中。弗吉尼西的故技到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