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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名词。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蒋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
我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轻,说笑话稍稍有点勉强。请了病假,把学院的杂事推给几位朋友,又有点空闲读文学作品了。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观自身,我有权利说一点他们的死因。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于是,只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再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翻开书籍、铺展文稿、拆阅来信。这又是一个世界,自己正与各国同行征战。从来没有在这种征战中认输的习惯,那就捂住呵欠,用杯杯浓茶来呐喊助威。天色微明,过几个小时又得去开会、谈话。累?当然,但想想在军垦农场拼命的当年,对自己身体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来。闹钟响了,立即起床,全不理会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个篮子去买菜。菜场很远,要走过古塔和古寺。身体不好,走得慢一点,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这地方实在是有年代了,连唐朝的皮日休过龙华时都有一种怀古感:
今寺犹存古刹名,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不见波心塔影横。
想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心气又立即浮动起来,真想动笔。这一年我一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苍老的目光通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滑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潮流之间。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派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房,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在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优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才,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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