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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座！”“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酒过三巡（谁也没有丝毫醉意），菜过两味（蚕豆与肉皮酱），“宴会”进入紧张阶段——热汤面上来了。大家似乎都忘了礼让，甚至连说话也忘了，屋中好一片吞面条的响声，排山倒海，虎啸龙吟。

“宴会”的程序与方式，自然是合乎陈规的，但是酒菜和热汤面，已经显示了这个下层旗兵家庭的贫寒处境，贺客的“排山倒海、虎啸龙吟”的吃法，也反映出，“我”的父亲的贫寒处境在清末旗人中是有普遍性的。接下去，是关于洗三典礼的正面描写：宽沿的大铜盆里盛着槐枝艾叶熬成的苦水，参加典礼的老太太们、媳妇们都先“添盆”，即把一些铜钱放入盆中，同时还放入几个花生、几个红白鸡蛋，以示对婴儿的祝福。这些钱或东西，最后都归主持洗三的白姥姥拿走。但是落水的铜钱并不多，这同样说明贺客都是一些穷旗人，尽管他们都真心实意地向婴儿祝福，却拿不出颇能显示体面的钱来。“添盆”之后，开始给婴儿洗澡，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这些吉祥话，一方面包含着劳动人民渴望新出生的一代顺利成长的良好意愿，一方面又使我们看到，刚出生三天的婴儿，在毫无所知的混沌中，就开始接受“作官”的祝福，可见封建正统的“作官”思想，对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制约与影响，是何等严重！

小说中多次写道，旗人是极重视规矩的，“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几乎成了清代旗人“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定禄是“真讲究”的典型。在牛牧师赴宴一节，作家为我们详细描写了定宅有着豪华陈设的院落、花园、花厅、暖阁等等，充分揭示了这个旗人富豪的挥金如土的生活。作者还特意交代了这样一个细节，定大爷每想吃熏鸡或烤鸭，王掌柜必不能在账上如实地记上一两银子，否则，定大爷就要发脾气，“怎么，凭我的身份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诚实的王掌柜在良心受谴责的情况下，至少要开十两银子，才能过得去。定大爷在“真讲究”中安闲度日，而那些贫苦旗人则在“穷讲究”中痛苦挣扎。“我”的母亲就常常为给亲友行礼而发愁。每遇婚丧大典、拜寿贺喜，缺礼是决不行的。“不去给亲友们行礼等于自绝于亲友，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而且，礼到人不到还不行啊。这就须于送礼而外，还得整理鞋袜，添换头绳与绢花，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这又是一笔钱。去吊祭或贺喜的时候，路近呢自己可以勉强走了去，若是路远呢，难道不得雇辆骡车么？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的道路一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炉。好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炉里走十里八里，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骡车可是不能白坐，这又是个问题！去行人情，岂能光拿着礼金礼品，而腰中空空如也呢。假若人家主张凑凑十胡什么的，难道可以严词拒绝么？再说，见了晚一辈或两辈的孙子们，不得给二百钱吗？”这些陈规俗理儿，对于穷旗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难以负载的负担，如同脖子上套了根绳索，越勒越紧。通过这些习俗描写，作家不但揭示了清末旗人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显示了那个时代贫富悬殊的状况，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认识价值是重要的。

老舍还常常将风情民俗的描写与人物性格的刻划结合在一起，使其溶融一气，相映成趣，收到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在关于祭灶的描绘中，小说就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姑母的性格特点。“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何况“我”的姑母又是寡妇，她自然是不具备主持祭拜大典资格的。但是，在祭灶之日，姑母却另有她的乐趣：“她在三天前就在英兰斋满汉饽饽铺买了几块真正的关东糖。所谓真正的关东糖者就是块儿小而比石头还硬，放在口中若不把门牙崩碎，就把它粘掉的那一种，不是摊子上卖的那种又泡又松，见热气就容易化了的低级货。她还买了一斤什锦南糖。这些，她都用小缸盆扣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不叫灶王爷与一切的人知道。她准备在大家祭完灶王，偷偷地拿出一部分，安安顿顿地躺在被窝里独自享受，即使被粘掉一半个门牙，也没有人晓得。可是，这个计划必须在祭灶之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