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2/4 页)

他去买这些东西时，他就一脸坏笑地说：“让克里斯去吧。”

至少奥菲丽娅还替我着想，把要买的东西写在纸上，还给我拿上个牛皮纸袋，但这已经无济于事。我怀里抱了三大包高洁丝，因为商店给的袋子里根本放不下，然后我听到自己身后有人冲我指指点点，“瞧，这个娘娘腔！”

我该怎么办呢？把卫生巾往地上一扔，去踢那人的屁股，还是假装没听见，而放任这种事在学校和邻里间迅速传开？我眼前仿佛能看到邮差和弗莱迪两人泡在鲁克的快乐屋酒吧（人们都管邮差叫大轮儿先生，我对他还真有几分敬畏），他们和周围人大肆宣扬“娘娘腔”就是那个没爹的野种，那我还怎么在这儿过下去？

最后，我还是忍着没发作，咬着牙回到家，谁让家里这些女性的生理周期都赶在了同一时间，我也一点没想过自己这种对于女性的敏感，有朝一日也许会成为一笔财富。虽然遭此奚落，但我和其他孩子相处的原则还是尽可能少发生冲突。因为家里已经充满火药味了，我希望在学校和街坊四邻还是尽量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但由于我的个子一天天长高，比周围的孩子高出一头甚至都不止，一旦发生争吵，动手可能就在所难免。因为街上就是这规矩。其他的孩子可能会先冲我动手，因为只要我这大个子被制服了，我那些朋友就自然不在话下。有时候我实在有些烦了，甚至觉得该换些大一点儿的朋友一起玩了。但不久之后，我就学会了要利用自己的身高和强势，用凌厉的眼神或是言语，来避免正面冲突的发生。只有真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会动手。

我有个朋友叫诺曼，见识了这种所谓迫不得已的正面冲突。那是在一天下午，当我们一群人正沿着第十大道右街往回走，边走边玩。

诺曼听说过一个星期之前，　妈妈为躲避弗莱迪的毒打逃到一家商店的事情，弗莱迪拎着枪在后面穷追不舍。当时我倒是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也听人讲弗莱迪如何闯进商店，用枪口指着大家，问妈妈藏在哪里，把所有人都惊得面如死灰，魂飞魄散。妈妈偷偷溜出来，上了辆出租车想逃离这是非之地，可是听任妈妈怎么苦苦哀求，司机就是不为所动，车子压根就没动地方。听到这些让我火冒三丈。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弗莱迪冲了出来，把妈妈从出租车里拽了出来，就在大街上大打出手，而周围都是跑出来看热闹的人群，大家却听之任之，一言不发。无论是这种肆意的伤害还是恶毒的侮辱，没有人出来主持公道。无论是警察还是街坊四邻，大家都是袖手旁观。甚至连我的舅舅们都没有插手管管这事情。倒不是因为什么害怕，其实弗莱迪根本不是我舅舅的对手，而是大家不愿意插手妈妈的家事。我也从没往这方面想过。在当时，很多社区已经不再对家庭暴力不闻不问了，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即便是有这样那样的求助渠道，我们也根本没有听说过。我看到的只是人们的袖手旁观和若无其事。

我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刺激就能坚定除掉弗莱迪的决心，但是当诺曼学妈妈在街上狼狈逃跑的样子时，我顿时就血往上涌，忍无可忍。

“克里斯，你看呀！”诺曼边走边说，学着妈妈躲躲藏藏的样子，“还记得吗？”接着他又模仿弗莱迪端着枪的样子，假模假式地说，“‘她人藏在哪？在哪？’你还记得吗？”

我仿佛是火山一样，瞬间爆发了，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我一下子扑了过去，拳头雨点般的落在他身上，一脚接着一脚把他一路踢了回去，把所有对弗莱迪的积怨都发泄在诺曼的身上。

从那以后，没人再敢和我提妈妈的事情。但唯一的例外是弗莱迪的一个亲戚，他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而且还常来我家，对妈妈颐指气使，根本谈不上丝毫的尊敬。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让他别闹腾了，他就破口大骂：“你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小心我把你的脑袋打烂。”

我当时恨得牙根痒痒，几乎就按耐不住又要大打出手，但我还是忍住了，咬牙坐在一旁，一声不吭。但我心里默默记住了这一切。虽然他并未屡屡如此，但我在很多年后仍无法释怀。大约40年后，有个亲戚邀请他来到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参加感恩节晚宴，那是在我自己的家中，所有的食物都是我买来的，可我却根本吃不下。有他在场，我根本就没法坐下安心吃饭，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对近在咫尺的他大打出手。他过得很惨，一个肾脏被摘除，已经是弱不禁风，只要我当腰给他一拳，他就可能命丧黄泉。他当年对待妈妈的方式根本让我无法忘却，更无法宽恕，他已经把我深深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