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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可操作性的具体设计，如合作组织的建立等，由此可见这一历史的现实意义。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这里明显有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因此，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可以充分肯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乃至在今天仍有很高价值，仍然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本土精神遗产。

干部下乡与邹平实验

自今年2月初开始，河北省陆续派出15000多名干部进驻省内5010个村。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们将与原单位工作脱钩，吃住在农村。河北为此支付2。5亿元干部工作经费，并将给这些村子预留共5亿元的项目启动资金。河北省委给下乡干部的任务是，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培养农村发展带头人，同时做好维稳工作，确保10月底前不发生重大群体**件，并希望能让赴省、进京上访量大幅度下降。

干部下乡，作为一个运用传统政治经验应对当前形势的特定举措，良好初衷值得肯定。毫不夸张地说，此举确属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乡村建设实验。

谈及乡村建设实验，让人不由想起81年前一次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学者梁漱溟主导的山东邹平实验。1931年初，梁漱溟受时任山东省省长的韩复榘之邀，赴邹平推行他理想中的乡治实验。次年，成立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县。全县废除乡镇公所，普遍设立乡学村学，以教育机构代行组织功能和行政权力。各乡设立董事会，推举德高望重的地方乡绅担任学长，集“政、教、富、卫”职能为一体，协调管理乡村事务。对于普通农民，梁漱溟以合作社的形式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和提高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能力，并运用科学技术改良作物品种、实施植树造林。

应该说，梁漱溟的邹平乡治实验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1935年，山东省甚至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欲推广邹平成果。可始料未及，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华北沦陷，梁漱溟的邹平乡治实验无果而终。

邹平乡治实验与河北干部下乡，时间间隔达81年，但对这两场乡村建设实验进行一番比较还是很有意思。

两者都是为了优化农村的治理环境、理顺治理体系，不过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却有明显差异。在地域范围上，河北干部下乡囊括一省，邹平乡治实验仅限于一县；在经济状况上，河北干部下乡的去向是省委特意筛选出来的5010个“差村”，进行乡治实验的邹平距省会济南不足百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当时属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施政路径上，河北干部下乡更多依靠的仍然是行政权力，而邹平乡治实验更多仰赖的是伦理、教化和乡绅自治的力量。

如今，邹平实验已湮没于民国故纸，梁漱溟也已过世二十多年，往事的细节无从推敲。但梁漱溟的思想精髓却凝练于他的代表作《乡村建设理论》之中。这本书成于1937年，是梁对六年邹平实践“困勉研索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出版这本书的是邹平乡村书店。

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对中国农村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进行了痛彻思考，其中有一章节叫“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何谓文化失调？梁漱溟认为，由于近现代中国政治变革过于强烈，“所成不抵所毁”，旧秩序已然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脱序状态。为此，乡村建设要旨即是“重建新的组织和治道”。如何重建？要害是形成公序良俗；如何形成？关键是乡村士绅要切实承担自己固有的职责。

政治制度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行政体制最低一级是县，而县以下，乡和村的管理本质上是一种自治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