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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生辰纲,而后大概经过一次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大旗起义,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这些好汉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其实质,说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动。
一些史学家说《水浒》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事情,大嘴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好成立的,会带给人太多的疑问,宋江起义是发生过,可较之《水浒》一书所载之事,可就是千差万别了,作者只是借宋江起义的事情,杜撰了另一个全新的故事,即国人皆知的《水浒》。
阅读之心
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一种心灵撞击,如果作品激活了读者心底的某些东西,读者于是在阅读中得到某种情绪的释放,获得某种*或者说是麻醉。
在西方国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书应当是《圣经》了;而在中国,大嘴认为对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书应该是各种通俗小说了吧,如四大名著,《封神演义》、《西厢记》等等。
小说是一种民间更容易接受、更受欢迎的文学形式。由于通俗小说的故事更以戏剧、说书等等其他形式传播,其影响是更加广大了。说到武松、关公、姜太公、孙悟空,中国人中即使是从来没进过学校的人也必能侃侃而谈。
《水浒传》之所以在中国八百年流传不衰,大嘴认为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一切,和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可能有太多的契合点,我们大概不能找出一本对中国人影响超过《水浒》或《三国演义》的其他小说。
清末大学者梁启超写过一篇叫《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议论中国社会中流行小说对群众影响之大。梁启超对中国小说有很高的评价。胡适之、鲁迅等对小说研究也很推崇,胡适对《三国演义》很赞赏,鲁迅则有《中国小说史略》等研究著作。但奇怪的是,近代与当代的中国学院派文学评论家,反而只推崇高雅人士才会欣赏的西洋小说,而对大众所欢迎的作品却持一种贬低的态度,似乎读者越多的书,价值反而越低,这让大嘴有些闹不明白。
第一章 说水泊 道梁山(3)
同时这也是一个争论了很久而没解决的问题。其实,真正的文学作品、好小说的评判者不一定是文学评论家吧,有一部作品能传了几百年仍为百姓所喜爱,本身就证明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水浒传》流传数百年而历久不衰,它主要的魅力在于对不公正的欺压奋起反抗,因而令人心大快。
据说,《水浒》起源于金人占领区中的民间传说,由于抵抗侵略者以及*官吏、土豪劣绅的欺压,平民武装起来,暴力反抗之馀,不免打家劫舍,占山为王。这就是中国的谚语所说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就是起源于此。许多人也是走投无路才上山为“匪”的!
《水浒传》这部书对落草为寇的强人有很大的同情心,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作了同情与认可的描写,叙述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压迫,不得已而被逼上梁山。然而书中滥杀无辜、挖人心肝等等场面,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未免过于残暴。强盗匪徒从中学到讲义气、慷慨互助等美德都是可能的。但作者的本意可能是汇集民间的传说与愿望,写成《水浒》,也反映了金人占领区中广大人民的心意。
对于那些受官府欺压的平民百姓,只要“土匪”不伤害他们,而能劫富济贫,他们就会对这些落草为寇的人抱着同情心。但滥杀无辜就是非人道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心仪的该是真能除暴安良的豪杰,也就是那些能锄强扶弱的英雄。
《水浒》讲顺民变暴民,但暴民最终被招安的过程,其中有许多底层社会的生存百态和谋生智慧;而《三国演义》则是讲权谋讲机变。这两本书影响华人乃至东亚其他民族,把《水浒》当成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著作来看。就能发现它和《三国演义》都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的国民性。
重新思考历史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潮流,若借着《水浒》这个标本对中国历史进行反思。那么《水浒》中所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国民本质。
以一个普通百姓的眼光看《水浒》,在阅读中感悟出些什么。也应该是见仁见智了,自《水浒》问世以来,这种阅读状态应当是最普遍的。普通人看《水浒》会觉得好看、痛快,这种简单的感受实质上揭示了人的最本质的阅读功能:阅读从来不是像外科大夫那样去解剖一个东西,如果这样的话则索然无味。
对中国人而言,《水浒》能最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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