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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朱仝平素和宋江最好，领了搜捕宋江的牌票下来，带了士兵，装模作样地到宋家庄搜捕，暗地里却和宋江见了面，还叫宋江赶紧逃跑，回目就叫“朱仝义释宋公明”。实际上，第一，宋江并没有被捕，谈不上“释”，只能算是朱仝营私舞弊，故意不抓宋江。这里特别不妥当的是这个“义”字。如果宋江没有犯罪，是被冤枉的，朱仝不论是出于朋友的义，还是主持正义的义，不抓宋江，都可以说他是“义释”。如今宋江明明和抢劫犯晁盖沟通在先，杀死阎婆惜在后，宋江案发，即便宋江和晁盖的关系还没有暴露，至少宋江杀人的案子是铁定的了。朱仝作为县政府的刑警队队长，不是铁面无私地把宋江逮捕归案，却是出于朋友情面，第一次放了抢劫犯晁盖，这一次又放了杀人犯宋江。这样的都头，应该说是很不称职的。这样的行为，根本就谈不上是什么“义释”。“义”有大义、小义之分。为国家、民族、社会考虑的，是大义；只为朋友情面而违背国法，作为小小老百姓，尚且为人所不齿，何况是堂堂县政府的执法人员。对这样的犯罪行为，施耐庵居然称之为“义释”，真不知道他老先生对这个“义”字是怎么解释的。

第三件，宋江逃出郓城县，到了柴进的庄上，邂逅与武松相遇，从而引出武松的一系列故事。这个相遇，只是一场过场戏，下面就要把故事引向武松了。

封建社会，衙门里黑幕重重，一牵连打官司，鬼花儿活特别多。不论什么案子，第一要有金钱，第二要有情面，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宋江杀了人，只要阎婆不声张，买具棺材装进去埋了，就完事大吉，连验尸的仵作也能够帮着遮掩。宋江这样一个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要去作吏？说穿了，无非是有利可图。宋代政府有严格的规定：本地人不得在本地当官，凡是县令以上的地方官，都是外地人。因此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钱。”至于吏，则不在此限。因此不想离开故土却又想赚钱的人，就不去做官，而去作吏。宋江就是这样的人。要不然，他“仗义疏财”，到处网罗豢养流氓赌棍，还到处施舍钱财做好事，难道从自己家里拿银子出来不成？他当的是押司，如果不是从官司上弄钱，他那点儿工资，哪够他既“仗义疏财”，又“包养二奶”这样折腾的？尽管《水浒传》作者极力美化宋江，但是他那“黑社会保护伞”的身份，是不说自明的。

柴进是后周的嫡传子孙，如果没有“陈桥兵变”，坐龙廷、穿黄袍的，就不是赵佶而是他柴进了。按照历史记载，柴荣的封号是梁王，柴宗训的封号是郑王，《水浒传》没有说他是“王爷”的身份，大家包括庄客都叫他“大官人”，可见他的封号已经被大宋皇帝所取消，如今他只是一个平头百姓而已（山东快书称他为小梁王，大概是高元钧根据柴荣“梁王”的封号封他的），最多只是个大地主，靠收租过日子，他能心平气和，心甘情愿么？所谓的“丹书铁券”，在强权下面，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后文一个知州的小舅子，就能够把他整得家破人亡，说明大宋皇帝早就忘记他、排斥他、忌恨他、不支持他了。他如果知道享福，或者真会享福，就应该在家里收收田租，声色犬马。但是他却要做当时的孟尝君，到处收罗亡命之徒。这是干什么？钱多了没地方花？说他另有所图，大概不算诬陷。姓赵的皇帝有那么多耳目，也不会不知道。因此，柴进“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只是网罗党羽，而宋江杀了人去投奔柴进，只是一种“托庇”行为而已，与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等，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吴越评70回本水浒传　第二十一回（6）

宋江在柴进庄园里遇见武松，是为了引出这个人物，下一回好接着写。从甲说到乙，再从乙说到丙，是早期小说的结构法之一。整部《水浒传》中，这样的笔法很多。读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里不详细说了。

关于“宋江杀惜”一事，历来人们都把责任推给张文远，所以地方戏曲中有许多剧种都有《三郎活吊》或《活捉张三郎》的小戏。戏中演阎婆惜死后，化作厉鬼。到张文远家把他活捉到阴司地府去对质。其实张文远不过是一个寻花问柳的花花公子而已，他并没有撺掇阎婆惜要她和宋江离婚。关键是阎婆惜自己不喜欢宋江。在这里，不是美女爱英雄（宋江当时还只是“好汉”，而不是“英雄”），而是美女爱金钱，更爱小白脸。阎婆惜如果人性不是这样恶，不是这样贪心，也许还不会立即死于非命，宋江的案子，一时间也还不会发作。

关于本回书的文笔和结构，金圣叹先生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