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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写小说可以虚构，《水浒传》中甚至虚构了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呼风唤雨、妖魔鬼怪和九天玄女赠送天书之类的情节，但是地理性错误却不能允许，只能说是作者的地理知识贫乏，属于小说的“硬伤”。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小到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根本没有到过北方，是个南方人，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他们写北方的故事，只是根据话本照抄，以讹传讹也无可奈何（当时没有现在这样详细的普及版地图），只有写到浙江，方才发挥了“本地人”的优势，把地名都“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了。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梁山泊就从来没有结过冰！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更何况沧州是一片平原，根本就没有山，哪里来的“山神庙”？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任何马匹都无法奔跑，都要滑倒，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而否定了《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中同时也使用了大量江浙方言如“稿荐、桶盘、做人家、做羹饭”之类，何况水浒故事的来源是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因此，《水浒传》中出现中原方言，不足为怪。有许多河南、山东方言语词，很可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

六、《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7）

至于施耐庵为什么要把宋江这个“造反英雄”写成一个满口“忠义”的卑鄙小人兼投降派，下面再说。

简短的结论：综合诸多材料来进行分析，《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人之手；从宋代到元明清，历代都有许多俗文学家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增润修饰，所以不同的版本颇多，其中施耐庵可能是第一个进行编纂加工的“总其成者”，贡献最大。从内容分析，历史、地理、气候方面的错误较多，不像熟悉历史、地理的罗贯中曾经参与编写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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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浒传》的两种意义（1）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造反派”所喜爱，却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此外，小说中所写的杀人放火，尽管有许多场合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是无缘无故的，但在被压迫、被压抑的草根百姓中，却能引起一种“宣泄”的快感。这是《水浒传》能够在“草民”中受欢迎的次要因素。

作品中所写皇帝的昏聩，破落户子弟高俅的“发迹”，蔡京、童贯的狼狈为奸，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无恶不作（尽管有许多土豪恶霸在为非作歹　之后走投无路，也成了反上梁山的“好汉”），把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暴露无遗地展现了出来。形象地说明了：激烈的阶级矛盾，人们被逼走投无路，是老百姓要上山做强盗、要起来造反的根本原因。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一部描写老百姓怎么变成土匪强盗的书；从实质上说，就是一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本，通过各种典型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僚是多么的昏庸和可恶，特别是形象地通过林冲和解珍、解宝如何被诬陷迫害的生动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命就只能上山当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