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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生从宣武门小市的一堆破烂中发现一个明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花100块钱把这堆破烂全买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成化鸡缸杯，卖了它，开了一个大古玩铺宝古斋；宝古斋的匾是翁同龢题的。

当时我没有分辨能力，都信以为真。后来又看了点书，觉得头一事就有疑点：那时这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能卖多少钱？够开一个那么大的宝古斋的吗？再看了陈重远先生的《文物话春秋》一书，对此事道之甚详，不仅解我疑惑，对大家也不无启发。兹简录如下：

邱震生生于1907年，16岁进京学徒，是笔彩斋第三代门人杜华亭当经理的虹光阁古玩铺的大徒弟，算笔彩斋的第四代门人。他在古玩行摔打磨炼、潜心研学了20年，长了能耐、经验、眼力，交了不少朋友，有些师长辈的人给了他很多帮助，他是“点水之恩，永志不忘”。1944年开了规模不小的宝古斋。后来成了古玩业的头面人物，建国后唯一的北京古玩业中的民主建国会会员，北京工商联成员，北京市文物业公会主任委员。他于1957年古玩业被错划的“右派”中，身份最高的，下乡劳改18年，1979年“改正”落实政策，年逾古稀才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关于他捡漏在一堆破烂中买到一个成化官窑的青花杯，赚了大钱，开了宝古斋的事，是《北京日报》的一篇短文《琉璃厂###邱震生》中捅出去的。实际上与事实有出入。1944年他确实在天津劝业场以300元买了一堆旧货，其中有这件杯子，捡了漏，这个成化杯卖了12000元伪币“准备票”，用在宝古斋开张请客各种开销上了。一个成化杯怎么能开一家大古玩铺！这是邱震生先生对陈重远先生说的话。

宝古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是十人集资开的，他们是张叔诚、魏仲衡、杨缉成、黄叔伟、王绍贤（盐业银行副经理，日伪时的名人）、陈景雷（金城银行副经理）、赵紫辰、李青苹、陶北溟等各界名人，邱震生是股东兼经理。1944年开张。

再就是那个翁同龢题写的“宝古斋”匾额问题，因为翁已在40年前的1904年就过世了。怎么可能再给宝古斋题匾呢？邱震生这样解释：光绪初年琉璃厂开了一家赏古斋古玩铺，是请翁同龢题写的匾额，1943年赏古斋歇业，他把这块匾买过来了，就是为将来宝古斋使用。繁体字“赏”和“宝”字，上下相同，只中间有别，赏字中间是“口”，宝字中间是“王”加“尔”，只改中间是很方便的。此匾由宝古斋的股东、著名书法家陶北溟把赏字改写为繁体宝字，不动上下，只变中间，“赏”成了“宝”，就成为已故去的翁同龢为40年后开张的宝古斋专门“题写”的匾额了。今天此匾仍挂在琉璃厂，已是一块著名的文物性匾额了。

关于邱震生晚年买石鲁的画上当的事，据说是有的，而且他因此心里窝了一把火，致使他在1989年82岁时故世。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拿来一幅近代画家石鲁的作品请他欣赏，他留了下来，却又被人匀走。这是先用真画和谦诚赚取信任，再施展伎俩。后来这个人又拿来傅抱石、石鲁的画，邱老先生轻易地相信了他，没仔细看，就花钱买下了，结果上了当。他非常懊悔：做了一辈子书画鉴定和买卖，老了却被人骗了。古玩商买了打眼货，事关名誉，而他所以出了这个过去不大可能出的错，就在于他忽略了《论语》上孔子讲的“君子三戒”中的“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至理名言。

抗战胜利后，宝古斋以几十两黄金的高价，买进了一幅本为清宫内珍藏的《苏东坡真迹》。这是溥仪离宫时带出了一批珍宝中的一件。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十分混乱，溥仪出逃时散落了不少宫内珍宝，这幅苏东坡书法真迹流落在东北古玩商手中，辗转卖到琉璃厂，价格以黄金计。邱买下后，请行内名家共赏共鉴。对这幅先是宋人题字，元人序言，乾隆亲笔的考证和赞赏短文；后面是一连串宋、元、明、清的一些皇帝、书法家、鉴定收藏家的朱印；之后才是苏东坡的墨宝，全是一方寸大小的行草，潇洒雄劲；再后是文征明、倪云林的题跋和众多的红色名家印记。这是皇家珍宝，大家没有异议。但在仔细鉴定时却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这不是原写真迹，不像一笔流畅地写下，而似照描，即原作真迹已被揭走，这幅是原作纸绢的第二层，照印痕再临摹描绘的。那就不是真品了，而是“打眼货”。几十两黄金，损失不小，又绝不能声张，有人问之，他言不及义，此作秘藏10年，绝不示人。

1956年公私合营时，此件核资定产时，邱震生如实禀告，作赝品处理，作价较低。据说，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