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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街头巷尾无所不在的茶馆，尤其茶馆最受欢迎。传统的伊朗茶馆多半是露天的，装饰着华丽的民族工艺品，铺着精美的波斯地毯，繁花似锦，曲水流觞，氛围清幽，最经典的茶馆一定以喷泉为中心，客人们席地而坐，或呷着茶水谈天说地，或吸几口水烟小憩，若是天热事闲的夏天，经常一座就是几个小时。随着时代的进步，茶馆面貌也显得多样化，既有搬入室内的，也有开到商场楼顶的，传统上男宾和女宾必须分开就座，如今在一些茶馆也可以客随主便，只要主人和其他客人没意见，就怎么座都行了。同样，一些赶时髦的人也不再拘泥小壶小杯的老规矩，用大瓷杯饮茶在不少大城市里已不算罕见，在北部里海之滨一些产茶省份，甚至有茶馆设计出一次可泡3000杯茶的巨壶。

有意思的是，伊朗饮茶历史悠久，种茶历史却很短，直到1930年才出现第一个茶园，由于种的少喝的多，不得不依赖进口。为保护本国茶叶产业，政府在2004年下令，进口茶最小包装为10公斤，由于伊朗人每次泡茶习惯用整整一盒，因此市场上销售的茶叶总是用最小5克、最大125克的小纸盒包装，这样规定，可以为伊朗争取到茶叶再包装的生意，从而解决了本国不少茶叶行业就业者的饭碗问题。

………【现在深思熟虑还来得及】………

2007年12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府发〔2007〕45号，以下简称“45号文），其中首次提出了“外地人在沪购房”的相关要求：市房地、发展改革、公安等部门要研究制订以居住证制度为核心的来沪人员购房政策，合理引导跨地区购（1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消息在新年前夕传出，引起广泛争议和热烈讨论。尽管网络上随后有“上海市房地局负责人明确声称”不存在限制外地人购房政策，但文件中以“居住证”为核心这一点却无可置疑。恰恰是这个“居住证”，很容易让房市调控手段陷入类似“22条军规”的困境。

根据《上海市居住证办理指南》第4条，A类（从业、投靠类）居住证申请者需具备“本市稳定住所”，第15条第一款规定，“本市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首选，为“自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而《意见》却提出，以有无居住证作为是否允许外地人在沪购房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恐将形成一个滑稽的循环：某外地人因无房产证而无法申请居住证，而又因为没有居住证而无法在上海买房。

当然，有关部门中包括房地产、发展改革和公安部门，在政策协调后解开这个套并非太难的事，但技术上的套好解，更深层面上的套恐怕就不好解了。

自浦东开发步入快车道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数以百万计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外地人才，为上海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种种制度的限制，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上海户口。而自2006年以来，上海居住证分A、B两类，其中从业、投靠类（A类）累计发放不过数万张，而B类实质上是暂住证的替代形式。如果《意见》中作为来沪人员购房政策核心的“居住证”指的是A类证，则意味着占上海外来就业人口90％以上的来沪人员将在购房时受到限制，倘指的是B类证，那么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根据2004年1月制定的《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理论上一切“在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的境内人员”都有权办理这类居住证，这无异于宣告所有外地人仍旧可自由在上海购房，又何必“合理引导跨地区购”？

不仅如此，还应看到，过高的房价固然需要控制，但商品房买卖本身并没有“原罪”，外地人在上海安居乐业的自由和权利理应受到尊重，和这种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相比，压制房地产需求再如何重要，也只能是第二位的，控制房价当然应该，但不应以损害部分公民合法权力为代价。

更应看到的是，自去年以来，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收紧，经济学家担心的“计划经济”阴影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宏观调控本身是必要的，但宏观调控并不等于处处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试想倘若全国都出台以“本地化”为核心的政令，则人才流动将变得步履维艰，许多地区的发展、繁荣将丧失活力和动力；再试想，如果都按照这样的思路，紧邻上海的江苏以“控制猪肉价格”为由对上海实行“限猪令”，盛产煤炭的山西、河北以“保护煤炭价格”为由实行“限煤令”，或者全国各地以“保护工业品价格”为由将上海工业品以“外地产品”的名义实行“资格限制”，后果该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