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女刚刚来京时人生地不熟，一要扎堆儿居住地界便宜，二为南方人服务和照料方便相关，就和现在北京城边的“浙江村”道理相似。

游走在八大胡同的前生之中（3）

八大胡同，其实在明朝就已经是妓女所在之地，当时的皮条营、胭脂胡同、百顺胡同和韩家潭，都有一些妓院，一代名妓玉堂春就住在百顺胡同和皮条营之间的苏家大院（遗址现在还在）。只是，一花不是春，独木难成林，那时八大胡同尚未成气候，中心便不在这里而被内城神气活现地独霸。八大胡同，最终能够取代了东西两城这些勾栏、粉子、堂院，而伸展了婀娜的腰身，形成了规模，独占了鳌头，是到清朝晚期。一条胡同，一块地盘，同一个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需要时间和时机，需要天时与地利，才能够让它应时应运，如梨花一枝春带雨地悄然绽放。在北京以后的历史中，再也不会出现如八大胡同一样的街区了，而在当时，它的地位与作用也和它的前朝前世迥然不同。

。　想看书来

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八大胡同在明朝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且有一代名妓玉堂春在那里坐镇、挂头牌，为什么到了清朝伊始之时，没有继续发展而蔚然成为气候，而是一直拖到晚清才又忽然想起了它，挖掘旧墓一样重新开掘了它呢？

这得从清世祖进京之后立下的规矩说起，那时是禁止嫖妓的，特别是禁止官员嫖妓。康熙大帝立下###：嫖妓的官员，为首者斩，从者发配到黑龙江；嘉庆皇帝也立下这样的法：嫖妓者，杖打八十，并将其房屋充公。一直到了光绪时，还有这样的法：嫖妓者，判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的拘留，或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的罚金。

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特别是清前期，有这样的法律存在，一方面说明妓女并没有形成气候，八大胡同便也没有形成气候。另一方面说明，清政府的法律在逐渐地松动，为以后八大胡同形成气候与阵势，埋下了伏笔。

但是，即使清政府法律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禁嫖妓，并不禁玩相公，所以那时的官员便剑走偏锋，改玩妓女为玩相公，并且，竞相攀比，相当厉害。官府和私宅养戏班子成风，在八大胡同一带，相公堂子更是相当盛行。道光八年作的《金台残泪记》中，曾经记载当时八大胡同的情景：“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如此兴旺的男妓业或曰同性恋业，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男色之风，始见于《尚书》，大淫于六朝，清代则是于它们的继承，当时不止一本书中记载，说是：“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今”，“京师士大夫，一时好谈男色，恬不为怪。”乾隆年间诗人蒋士铨曾作诗讽刺：“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灯筵呈颜色。士夫嗜好诚未知，风气妖邪此为极。腼然相对生欢喜，江河日下将奚止？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

《燕京杂记》中介绍那些“相公”的主要成分——优童的来源时说：“京师优童者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其色艺甚绝者，名噪一时，岁入十万。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初入都者，鲜不魂丧神夺。挟资营干，至有罄其囊而不得旋归者。”

《燕京杂记》中还记载了当时优童居住的地方，是非常讲究的，比日后的妓女待遇要高：“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可见那时的风气。这样地讲究，与其说是为了那些优童，不如说是为了那些贪恋相公的达官贵人。

所谓相公，是从“像姑娘”衍化而来，指的就是男妓。那时上等的相公，是非常讲究的。《清稗类钞》里专有记载，他们从小就要做一番特殊的打理和培养，成本比上等妓女还要高：必须挑选那些“眉目美好，皮色洁白”的幼伶，大多选自苏杭和皖鄂一带，先要教戏三两折，学戏中女子之语之步之态，然后，每天“晨起以淡肉汁洗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醴粹，夜则敷药遍体，唯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像姑娘”——相公，就是从此而来的。

最初的相公很多都是戏子，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