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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计算。
中宣部的行政经费,每月需报送一个预算计划。月初陶希晋、黄爱民和我三个人凑在一起,商议中宣部的各项开支,买纸烟需要多少钱,买笔记本需要多少钱,买稿纸需要多少钱,买笤帚我用铅笔头一一记下。如果预算超标,需要申请追加经费,本来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两千元,不会搞“大高帽子”。
陶希晋指点我:“如果柯柏年、黄华他们找你要笔记本,你必须让他们把旧本子拿出来,你一页一页翻翻,是不是上面全部写满了字,如果没有用完,让他们先用,这样压他们一日两日,一月两月的,本来一年要用五个本子,可能四个本子就够用了。”
我在月初把预算计划交给办公厅的行政处,每月十日之前,行政处就通知我:你们中宣部的那个预算送到银行,银行答应给钱,你可以去用款子了。到了月底,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张子良召集杨家岭各机关的管理员,开一次碰头会,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向张子良抱怨经费不够用,要求从行政处领一些笔墨纸张。这时,张子良就表扬我:“你们各个单位,凡是经费不够花的,都要向中宣部李管理员学习,他一年也不找我要一回东西。”
我的一摊工作很简单,保证笔墨纸张和香烟的供应就行,闲散无事四处聊天玩耍。黄华对我说:“李管理员,你真闲逸,我每天教你一个英语字,将来一定会有大用处。”
我说:“中国字还没学好呢,还学外国字。算了吧!”
黄华说:“你呀,将来甭后悔!”
我说:“有啥后悔的,有衣穿有饭吃,还要费那些脑筋干啥。”
延安交际处的管理员俄语相当好,他说:“我教你学习俄语吧,将来到了东北,遇见苏联的大姑娘、小媳妇,跟她们说几句话,不要让她们小瞧咱们是‘老土’。”我跟他学了几句“列巴,哈老少。”
跟随徐特立老人开荒
徐特立,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的老师。他43岁时赴法勤工俭学,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参加长征的最年长者。1941年,徐特立60岁,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延安军民尊称他为徐老。
1942年初春,中宣部除病号外,共有三十多人在徐老的带领下,开荒种土豆和谷子。杨家岭的中组部、中宣部、办公厅、妇联、警卫连、保卫部都在杨家岭左右的山上开荒,中宣部种土豆的地方是杨家岭后山,山上有一座学校,二十几间窑洞,住了一群文人。这个学校驮水的毛驴天天穿过杨家岭山沟,去延河取水。我们开荒时,喝的开水就是由他们供应。学校管理员名叫刘山,日本投降后,我和刘山又在承德相遇。
开荒的日子,大家肩扛五斤半的大钁头,顶着星星上山,迎着月亮回营。我们几个年轻人劝徐老:“徐老,您这么大年纪也来开荒!快回去吧,我们一人多刨一钁头,就把您那份儿捎出来了。”
徐老不愿意:“开玩笑哟,毛主席那么多的事情还去开荒,我怎么不能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来来,和你们小伙子赛一赛。”
大家站成一条散兵线的架势,一字排开,每人挖六钁头宽的一条荒坡地,从山脚向山顶推进。徐老紧挨着我,他说:“小李,我们俩比赛呀,看谁挖得好,挖得块,挖得多!”一声呐喊,同志们奋臂挥锄,暗暗使劲,都要争第一。徐老挥动着钁头一起一落,不慌不忙。我偷偷向徐老那边挤过去两钁头,徐老发现了,喊了起来:“你不要侵占我的根据地!”我不理他,一个劲地向前挖。到了山顶,回头看徐老还没挖到半山腰儿,我返回身来接应徐老。中宣部当时只有我和徐老的警卫员小秦等几个年轻人,其余像陶希晋、董纯才、柯柏年等人,都三十多岁了。
我替徐老扛着钁头,一起走上山顶。大家都坐在地上,喝着食堂送来的开水。徐老说:“老头儿是不行了,还是小伙子们呀!”大家都喊:“徐老喝水,徐老喝水!”徐老接过水碗递给我说:“让小李先喝,这小伙子真能干,我挖一锄,锄头就举不起来,落地也没劲了!”徐老总是管钁头叫做锄头。
吃中午饭时,杨家岭食堂送来两担馒头,一担绿豆二米粥,一担碗筷和咸萝卜。食堂管理员说:“今天的馒头管够!”
徐老端着饭碗凑到我跟前:“小伙子,能干就能吃呀!我今天看你能吃多少馒头!”
我说:“甭看,要不吓你一跳!”。我喝了两碗二米粥,吃了一个咸萝卜和十二个馒头,还把徐老掰下的半个馒头也吃了。
徐老瞪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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