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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对斯诺做出了种种限制，但为了近距离地接触这位被外部世界誉为谜一样的传奇人物，他服从了。《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也是第一本让世人了解这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使中国真正独立的领导人的伟人的出身、个人成长和思想历程的书。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年代，到处是镇压和政治厮杀。不难想象，共产党要战胜国民党的围剿就不得不巩固党的力量。

斯诺是第一个打破政府禁令，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他也为1937年直至后来西方记者采访毛泽东和他的司令官铺平了道路。斯诺是和毛泽东进行亲切交谈最多的西方记者，但所有的记者包括他在内，都把共产党塑造成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封建社会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而不是附庸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是毛泽东本人又十分重视他与苏联盟友的友谊，曾公开表示反对认为他的马列主义与莫斯科的马列主义有区别的说法。

汉口的陷落（4）

乔治·霍格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采访延安的记者，但他刚到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一组人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镇中心像伦敦公园：宽阔的阅兵广场上进行着篮球赛和足球赛，一大群人站在旁边观看，裁判的哨子时不时地吱吱响。路边，士兵骑着马上上下下。卖茶水和面条的小摊给这个小镇又添加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个星期。如果说汉口是他记者生涯中一段失败的经历的话，延安则是曲折的政治学习道路。外国记者的随行向导向他们长时间地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和政府体系，他们希望让外界真正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真实情况：共产党控制下的红色区虽然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民政府有相似之处，但它是不同的：同样的法律，但执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体制，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货币，但能自给自足。这些教导就是为了告诉西方记者们：共产党正在给中国带来变革，使它摆脱封建落后的过去。

在山坡上挖出来的凉爽的窑洞里，霍格一边听着这样的解说，一边喝着茶，为他以后的家书和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的文章做笔记。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感染了他。和其他采访过延安更有经验的记者一样，他也对这里严明的纪律、简朴的生活和政治启示中的力量印象深刻。

霍格的家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关心政治的。他母亲的贵格会派观点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但是霍格自己却注意到他家人的左翼政治立场是附条件的。他们不允许政治观点干扰霍格家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或是社会地位。

霍格游历美国、在南部佃农的合作社经历以及他和严厉的穆里尔阿姨的亲密来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到达汉口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观点，包括新闻界的观点、史沫特莱公开支持的共产主义和大多数美国记者持有的左翼自由主义观点。他年轻，而且像史沫特莱所说的“政治上还未成形”。

因此在延安的这段时间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给家里写的一封信则表明他还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写道：

这里的一切都是传道。这里的8千多名学生靠小米粥和传道过活。（每人每天有大约半便士购买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这是一种积极的传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整个大机器朝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开进，而日本的人民则是中国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意到从中国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兰、夏威夷的华人区赶到延安的许许多多学生并不全是共产党员。他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是唯一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吸引他们的还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随之而来的简单生活。霍格很同情他们，尽管他意识到这两样东西——对战争的支持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的家乡赫特福德郡的哈彭登镇都是惹人厌的东西。

所有采访过延安的记者都注意到，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发展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霍格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建设共产主义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在这里找不到共产主义的工业、农业，甚至也没有苏维埃共产主义政府。”

在给家里的信中，他尽量描述延安的情况，并借机又一次对他父母的反战论提出了质疑。

让人惊奇的是，有如此多的学生和各个阶层的年轻人从各个地方甚至其它国家比如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夏威夷等赶来聚集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