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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叶那股兼并重组浪潮中，迅速发达的老板们相当部分是有“原罪”的“功臣”。

为什么这样说，讨论起来比较复杂。

国有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总之打伙干的企业，包括现在有些合伙企业，干起来都很费力。政治经济理论家说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也许是。但在我看来主要还是：“所有者缺位”，或者说没有“守夜人”。偌大的摊子谁是老板，谁说了算，谁对后果负责。此时，我突然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内江遇到的怪事，领导说：“农村改革能不能深入关我屁事”。

是啊，不关我事！难怪柏杨先生说“三个中国人是条虫”，实际上只要没有责任意识，没有责任制度，三个外国人同样是一条虫。人家之所以变成了龙，甚至在商业竞争中称霸世界，不就是人家几百年前就把“守夜人”的问题解决了吗？

最可气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连我们这些娃娃都看出来了，那些“之父”、“之母”们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似乎浑然不知。

1999年4月，在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小国企改革研讨会”时，有位一线专家给我聊到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时谈到三个概念：

一、归谁所有；即产权问题。

二、谁来负责，即责任意识和责任制度问题

三、契约化，即法律意识淡薄问题

所以，我对发横财者说：“你们有功”，原因就是这么三条。是，随便怎么说第一桶金，甚至后来继续寻租权力得来的钱都不光彩。但他的的确确解决了社会公共资源、资产长期无人对它真正负责的问题。

单纯的集体负责最后总是落不到实处，因此与其让他几爷子“愰”脱，还不如“零价或低价承债式”交给能人治理。就像上面谈到那些老板，个个整得风车斗转。资产可能名字变了，支配人变了，但价值基本上还未变，甚至变多了，变强了。

面对不公平竞争，面对权力寻租，面对第一桶金表现出的诸多“原罪”，亡羊补牢未为晚。在处理未来的社会资本及其他公共资源时，但愿更理性、更科学、更公开、更公道。

现在要研究的问题不是要他们偿还，而是要鼓励他们发展，创造更加适合他们发展的条件。不要几弄几不弄，又把他们弄到国外去了。这样你想让老百姓原谅你当初搞出的那些“原罪”的东西都难。难道你还想用“手艺不好，交点学费！”搪塞过去。梦嘛。

“灰色营销”在阳光下疯长——怎么办？

“灰色营销”在阳光下疯长——怎么办？

党的十七大对“公平”、“正义”提得很重，“灰色营销”这种典型的普遍的“权力寻租”活动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众矢之的。

上世纪###十年代改革开放从思想到实践时间紧任务重，可以叫拨乱反正，因此，权力寻租比较突出，很多人因此发了财，获得了“第一桶金”，以至后来离开机关到企业后继续当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老板。

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召开后，我们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比较从容了，有精力、有时间务虚了，研究科学发展了，就不应该总是匆匆忙忙的定事、做事。搞得“公平”、“正义”这些争取了100年的民主权利还得重新思考和解决。

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被我的许多同仁视为“杀手锏”的“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可谓“有权利的地方就有灰色营销活动踪影”。

国外对“灰色营销”这类带有商业贿赂的行为也想了很多办法治理，但常见报端的还是谁、谁、谁被绳之以法。因此，他们的所谓“代表”不主张权力集中，主张法制化，主张小政府。总之想方设法降低“人为”的操作因素。

好在我们的政府也在社会化上有相当的进步，政府直接操控指挥经济活动的频率不断减少。只是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权力寻租”习惯仍然使得一些行业“灰色营销”盛行，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可能最典型的就是医药行业和正在显现化的教育战线。总之，公共权力越集中，权力寻租为己牟利的现象就越严重。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权力寻租作一番探讨。

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以新闻界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一是为报道对象胡编乱造，大肆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除了赤裸裸的权钱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