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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作为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或“文化统制”，一方面是砍头，禁书，甚至“销毁”，不使与世人见面。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有关系的历史著作，无不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是鉴定，便是评奖，使文苑中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还有就是以统治者的思想形成一股势力，一种潮流，并且使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潮流。 《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继而叙说文字狱，以及文字狱以外的统治者的虐政。自有史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被同类和异族屠戮，奴役，掠夺，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然而，中国的文人，却偏能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文章把统治者的凶残和文人的乖巧对照着写，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以各种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国现实的才子们的轻蔑和愤慨。 这样的文字当然为检查官所不容。《病后杂谈》送到《文学》月刊，检查时即被删掉五分之四，只剩下第一段，即鲁迅戏称的“只剩了一个头”。他要求将删剩的部分照样发表，意在悬头示众。，但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作家据此评论说：鲁迅是赞成生病的。至于《病后杂谈之余》一删再删，题目也被改作《病后余谈》，而且删掉“关于舒愤懑”的副题，才准予发表。鲁迅没有法，只好在结集时设法补正，在曾经删除的文字旁边加上黑点，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文章如土欲何之？”然而，世界也不是没有避居的地方，山本初枝邀他旅日，萧三也转达过苏联请他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意向，但他都谢绝了。他告诉山本初枝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路。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他这样答复萧三：“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他离不开上海。 他离不开中国。 他知道他的危险处境，他将继续着他的“带着镣铐的进军”。&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解散左翼前后（1）（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围剿中失败，奋起，辗转突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确定为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足以壮大到可以成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于是把大量的军事援助倾注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只是提供急需的药物，医疗设备和政治读物，以及不容违拗的指示。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即《八一宣言》，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其基本精神，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场。 自东北四省沦陷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12月9日，北平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口号，集中涌向新华门。国民党当局不但拒不接见请愿学生，还出动军警驱赶，致使学生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进一步暴露了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实质，揭示了依靠民众的力量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性。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所作的揭露和谴责，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敌对态度是相 一致的。这是结论的一致。鲁迅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在上海，凭借国民党控制下的有限的几家报纸，他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的信息。左联党组与中共中央实际上也处于隔绝的状态，何况“周扬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