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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了，而现在又来这套，非倒退而何。”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没有从正面给予回击，他本来便认为施蛰存此举在于“取悦当道”，但当他确信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这时，文坛日益复杂化，事件不断发生：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对鲁迅来说，最先有《中央时报》的###，接着有《时事日报》，后起的则有《大晚报》和《大美晚报》的合伙的###。此外，还有《社会新闻》，《微言》，等等。鲁迅成了众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预言：“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果然，次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100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76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禁书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多作品，都在这里遭到肆意的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分明是一种暗暗的死。1934年末，鲁迅又预料，当局又要“另结新样的网”了。然而，事态变化的迅速与严酷，又远远超乎意料之外。 真是无法可想。 鲁迅过去的老朋友林语堂，继《论语》之后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对于幽默与讽刺，鲁迅曾经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力倡写真实，肯定作者介入现实斗争的热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翼下的微风文艺社澄清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居然把两人的作品捆到一起，然而，在左联内部，在批评《人间世》的同时，也对小品文取一律扫荡的态度：甚至特地开了会，公开提出反对写杂文，要写“伟大的作品”。这是鲁迅意想不到的。&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

救亡与启蒙（6）

笔名林默的廖沫沙是始作俑者。在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发表《倒提》一文之后，又是他，向鲁迅放了一回暗箭。《倒提》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此大鸣不平，以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又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在这里，鲁迅暴露了国民中的奴性心态，再度批判传统的恩赐观点。他说，我们究竟是人，和鸡鸭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 这意思本来极明白，但是到了林默那里，却被理解为：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第二是说明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对华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是从“古典”来证明华人没有出息。于是，他写文章下结论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 林默的文章叫《论“花边文学”》，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文中还顺势否定所有杂感，认为颇尽八股之能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谣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的杰作，而且断言，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终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后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 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据他后来的解释，所说的“狗才”，是指“在替敌人缴械”的貌似“急进”的人物，林默是应当包括在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