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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亡故则与社会和文化有关。这两次连在一起的事件，使鲁迅长期陷于绝望，孤独，以及对所在境遇的质疑之中。在描写鲁迅性格的时候，人们常常说他多疑、善怒，其实是苦难生活预期教育的结果。在生存的斗争中，为了不欺骗自己，他必须拒绝支援，勇于独战。他是固执的，顽强的，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整个世界，无主名的杀人团，其强大并非出于个人的幻觉，而是经验中的事实，因此他不能不坚持作殊死的反抗。然而，作为自觉的弱势者，他在内心充满悲悯之情。周家的败落本身就是一种不幸，从病魔的掌中挣扎至死的父亲，到依然留在世界上而为贫困所俘获的母亲与幼弟，都是孤苦无告的受难者。憎来源于爱，责任和勇气同样来源于爱。他，一个头生者，除了站出来做他们的保护人，已是别无选择。在家庭的由盛而衰的下坠过程中，在上层与下层两个世界转换的中间地带，他长时期停留在那里，凝视着人类的灵魂，感受着周围的冷漠，麻木和残酷。对于鲁迅，整个少年时代，不但培育了他的性格，他的哲学，同时孕育了他未来的精神倾向与文学主题。 幸福是单调的，惟有苦难深沉而丰富。在短短几年内，鲁迅所经历的一切，实在远胜于一个太平顺民的漫长的一生。&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十字路口（图）

丧父之后的鲁迅，艰难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边缘人”。母亲在家徒四壁，生计几乎无法维持的情况下，仍然让他读书，希望他继续走科举的道路。但是，两次变故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使他对于“正路”充满厌恶和危惧。而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么呢？当地读书人最常见的两条出路是做幕友或是做商人，其实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这是他所不愿为的。然而，他已自觉长大成人，总不至于像家族中的其他子弟那样，自甘堕落为游手好闲者；甚至“破脚骨”；自然也不会抛舍文字，去做那类虽则自食其力却如牛马般惨苦，麻木而忍从的劳动者。他处在社会和家族的双重胁迫之中。《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琐记，说在这样的时候，居然还有流言说他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使他觉得真如犯罪一般。于是，他决计出走。“但是，哪里去呢？”文章回忆道，“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一个变动的时代为个人出路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新的契机。 物极必反。满清政府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最后一样跳不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改革势在必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部压力——从洋枪到洋货——加速了这种来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旨在苟延残喘的变革。从戊戍政变可以看到，即使反动如西太后，血洗了一个政改班子，却仍然得以以改革家的姿态亮相，可知到了世纪末，历史的时针已经无法逆转。虽然，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迟迟不见实行，但是，在教育制度以及言论出版方面，则相对宽松许多。这些末代统治者，比起大兴文字狱的先祖来，并不晓得意识形态的厉害。这种无知，正好使整个社会受益。这时，中西学堂出现了，洋学堂出现了，《知新报》和别的报纸以及一些翻译的洋书也都相继出现。陌生的世界成了一种诱惑。长期遭到禁锢的大脑，从此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在绍兴，鲁迅同样可以看到《知新报》，《点石斋画报》，英人傅兰雅编著的《格致新编》等新颖的读物。可以想像，现代科学知识和各种文化信息给他带来怎样的骚动。这同他选择洋学堂的道路，即所谓“把灵魂卖给鬼子”是有联系的。当然，他先后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不用交付学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没有退路。他太需要自立了。 水师学堂的官办色彩相当浓厚，到处乌烟瘴气。而鲁迅的观念也不见得很明澈。在此期间，他曾经同周作人一起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行为本身是倒退的。幸而，这种歧路彷徨的阶段很快终结了。 一所新型的学校拯救了他，在矿路学堂里，虽然学的汉文还不脱老八股，但毕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以及德语。特别是地质学和矿物学，对鲁迅来说，是十分刺激的。整个课堂设置是西式的，连教科书也用洋书。第二年，总办换成###人物以后，学校的空气便变得更加活跃了，鲁迅有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出现的情形：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