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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要二方面军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有下列因素：第一，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及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以及一方面军（含红十五军团及陕甘地区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的发展，对全国尤其在西北有重大影响。第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在四方面军长期耐心的工作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结果。朱德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斗争原则，启发一些受张蒙蔽的干部的觉悟，但又不同张国焘决裂，……避免事态更复杂化，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日益觉悟，西康中部人少粮缺，不能容纳大兵团长期留驻，迫使张国焘不能不作考虑。第四，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地区积极活动的形势及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迫使张国焘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但这一切，对张国焘来说，都是客观影响，后来并没有使张国焘回到中央正确路线上来。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这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中央军委和省委双重领导）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副“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而体力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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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4）

当着中央红军在1935年要过大渡河的时候，蒋介石在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地区的会战，电令部属，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红军进入彝汉杂处、山川阻隔和地形险峻的绝地，粮食困难，必蹈石达开之覆辙，要他们不失时机，建立“殊勋”云云。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御用的一些历史家们，也学着蒋介石的滥调，大放厥词。然而，红军的胜利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宣告了他们唯心史观的破产。所以，在二、六军团快渡金沙江的时候，他们噤若寒蝉，再不敢作愚蠢的预言了。只有独夫民贼蒋介石以无可奈何的心情，带着云南土皇帝龙云，乘坐帝国主义赏赐的飞机，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没精打采的盘旋，作一番“黔驴技穷”的表演而已。我们过江后，云南军队虽然跟上来了，但到了金沙江边也望江兴叹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伯钊等同志演了一个戏，叫《破草鞋》（黄镇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红军胜利北上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场戏都很高兴，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

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我们还有一万八千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4月30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6月30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6月22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7月2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