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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我们照例来到“樱”咖啡馆。在课程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临桌来了一群天底下最快乐的青年男女。安静的咖啡馆骤然间变成了沸腾的酒馆。我与她之间虽然只隔一方茶几，却需要将手做成传声筒才能让对方明白。

“您今天的问候用语掌握得很好。”　“你……吹……牛。”

“说‘你吹牛’不妥，要说‘你过奖了’。”

“‘过奖’是什么意思？”

如同喊一般的一呼一应真是很累人的。

“我们去别的咖啡馆吧。”她的提议将我们带出了嘈杂。

在第二个咖啡馆一坐又是一个小时。起身前，她说：“今天的课程时间延长了一倍，中途又换了地方，很是抱歉。”

“在这第二个咖啡店的时间都属闲聊，谈不上是上课。”我实事求是地说。

“话可不能这么讲，‘吹牛’与‘过奖’的区别，我就是在这第二个咖啡店弄明白的。你今天一定要接受我的一点小意思。”只见她从钱包中拿出一张叠成一个窄条的一万日元放在手心里。

“我回家也是一个人，寂寞得很，就当您请我喝咖啡，我应该感谢您。”我继续讲自己的道理。

“如果你不收下我的这份心意，以后也无法再求你教我了。”她的语气由和蔼变为郑重。

“如果实在要将第二个咖啡馆的时间也算成上课，那也只是两小时。我们已说好一小时三千日元，两小时也只能是六千日元。我没有任何理由收你一万日元。”我话音未落，就看到她放着光彩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她将手中握着的钞票轻轻展平放在桌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一字一字地说：“这里是五千，不是一万。”

我顿时耳根发热、无地自容。如果脚下肯为我开个地缝，我即会钻进去。我不能怪一万日元和五千日元的钞票太像，也不能怪咖啡馆的灯光太暗，我只能怪自己的感觉错了。

此后，在她面前，我再也无法找回自己的自然态。

很多年过去了，每每记起这段“窘”，便自觉汗颜。

走的速度

来日的第一年，我上午在新宿日本语学校学日语，下午在涩谷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都说涩谷是日本年轻人玩乐的圣地，还是新潮、时尚的发源地，比如，让现代中学生倾倒的又松又长的白袜就是从这里出笼而风靡了全日本的。你身边只要有一群女中学生走过，就会有低低的一片白跃动着，耀眼着。你说怪不怪，那长长的白袜总像要掉，却总也不掉。

在涩谷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有点怪。当然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一次，两次，三次……，我记不过来是几次了。有陌生的男人挡住我的去路：“我们去喝杯茶吧。”“我们聊聊天吧。”“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吓了一大跳，两大跳，三大跳……，这是怎么回事？

回到家，我站在镜前，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短短的头发，大大的眼镜，淡淡的口红，没有任何涂抹的面庞，雪白的衬衫，几乎盖住脚面的长裙，方方正正的茶色书包，矮跟的黑色方口鞋……

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一遍一遍地检点着自己，没有发现一处不得体的地方，也找不到一丝轻浮之感，我疑惑了。

此后，我的遭遇依然如故，总有慷慨的路人邀我同餐共饮，“丈夫在家等着我吃晚饭。”我开始说谎。

谎言有时也帮不了太大忙。“那我们可以少吃一点。”对方会为你和你的丈夫着想。

我放弃了谎言，放弃了温和的解释，我放开了步伐。我大步流星地去公司，去车站。看见“可疑分子”时索性跑起来。在喧闹的涩谷我一闪便没了踪影。回到家，我总是紧紧张张地锁好门，挂上厚厚的窗帘，再过上好一阵，才相信今天是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说来也怪，打这以后，在涩谷再也没有陌生人看我一眼，招呼一声，再也没有人邀请我共进晚餐。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我走路的速度上。

我走路的速度是北京的速度，我的脚步是北京的节奏，优哉游哉。我起步和落脚的时候，也许都是有短促的停顿的，我常常在走路的时候思考。如果走得太快，我的思路会被扯乱。

我吃惊地发现在涩谷，凡正经人走路都比我快，只有那些不太正经的男男女女才把脚步放得很慢，像是在等什么人或拦什么人。我差点被他们拉入伙，好险！

很快，我学会了用日本速度走路，用日本速度办事，我再也没有遇到麻烦。可是，我的思考却不再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