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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从朱元璋的这道批示来看，他对官场的猫腻了如指掌。在明代，督运属朝廷的经济部门，肥得流油。而县令则是苦差事。也不知那位马亮花了多少银子，才买通州官给他写了这道评语。目的很明显，希望朱元璋将自己改为督运官，每天吃香喝辣享清福。朱元璋既痛恨跑官要官，更痛恨地方官不懂农业与教育。不用说，这位马亮因犯“渎职罪”而被革职，且永不叙用。但整个官场并没有因为马亮事件而改变，坑农扰农的事情还是屡有发生。兹后，湖北的荆州、蕲州两处发生水灾，户部主事赵乾奉命前往赈灾。这赵乾自京城出发，一路游山玩水耽误了两个多月，到达受灾地后又磨磨蹭蹭迟迟不放赈，以致灾民饿死很多。朱元璋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将赵乾斩首示众。《典故纪闻》记载朱元璋曾下旨中书省说：

向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乾往赈之。岂意乾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灾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朱元璋治国期间，农民问题处理得较好。他死后，他的亲民顺民富民的“三民”政策，还延续了好多年。到了明中叶，自武宗始，休养了一百多年的农民又开始遭受劫难。又六十多年后，张居正出任万历首辅，推行新政，力革时弊，用“一条鞭”的改革，来上承朱元璋的农民政策，应该说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但人亡政息，张居正遭受清算后，刚刚苏困的农民再次陷于水火，这导致大批流民的出现。元朝末年，大批流民揭竿而起，朱元璋依靠这些流民形成的武装，建立了大明王朝。谁知在他死后两百多年，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民武装，又将他的后代掀下帝座。终点即是起点，由此可见，历史的想象力，超过任何一位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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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大火引发的迁都争议

永乐十九年旧历四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成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

朱棣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感。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地震、灾害、雷击等等自然现象，都被看成是执政者的失误而带来的。“上天示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只有统治者出了问题，老天爷才会震怒。所谓“天怒人怨”，便是这个道理。第二，统治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失误在哪里，这就需要有智慧的人站出来为其指点迷津。鉴于此，朱棣立刻下诏求言。也就是说，他希望朝野明智之士为他找出雷击三大殿的原因。

很快，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送到御前。这位六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

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他认为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

事情还没有完，萧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指六科，道指十三道。六科是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立的，是稽查六部的监察部门。六科编制是四十人，每科的负责人称为都给事中，正七品。余者都称为给事中，正八品。十三道是对应全国各省，当时全国只有十三个省。十三道御史统归都察院管辖，御史的官阶同给事中差不多。两个衙门类似于今天的监察部和审计署，级别却要低得多。比之于今天，科道言官的级别也仅仅是县处级而已。但科道言官的权力很大，在明代，位居二品的六部尚书遭言官弹劾而受到惩处的不胜枚举。

明代的官场，有两种经历的人升官比较容易。一是在翰林院呆过，二是当过科道言官。由翰林院而入内阁当辅臣，由言官而晋升为封疆大吏或方面重臣。

科道言官，一般都从年轻官员中选拔，这些人初涉仕途，尚不致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担任言官敢于弹劾不法权贵，因此历代皇帝对言官颇为倚重。

但这次恰恰相反，对朱棣的迁都持异议的，多半是言官，而部院大臣都是坚定的迁都派。这是因为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对建文帝时的朝廷大臣作了一次彻底的清洗。经过二十余年的筛选过滤，现在的部院大臣，大部分都是“靖难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