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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

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今日回顾这二十年的历史，自己觉得，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的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

我从小喜欢读诗词，只是读而不作。我觉得古人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或其一句。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往往把他抄写在小纸条上，粘在座右，随时欣赏。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若隐若现，如有如无。立刻提起笔来写，只写得一个概略，那幻想已经消失。我看看纸上，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眉目都不全，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不要求加详了。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竟糟塌了那张画。恍悟古人之言：“意到笔不到”，真非欺人之谈。作画意在笔先。只要意到，笔不妨不到，非但笔不妨不到，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缺乏艺术趣味的人，看了我的画惊讶地叫道；“咦！这人只有一个嘴巴，没有眼睛！”“咦！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对于他们，我实在无法解嘲，只得置之不理，管自读诗读词捕捉幻象，描写我的漫画。《无言独上西楼》，《几人相忆在江楼》，《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便是那时的作品。初作《无言独上西楼》，发表在《文学周报》上时，有一人批评道：“这人是李后主，应该穿古装。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我回答说：“我不是作历史画，也不为李后主词作插图，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体感的。我是现代人，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

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所谓“社会”里的虚伪矜忿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见《缘参堂随笔》①）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想当时的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这些画我今日看了，一腔热血还能沸腾起来，忘记了老之将至，这就是《办公室》，《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小母亲》，《爸爸回来了》等作品。这些画的模特儿———阿宝，瞻瞻，软软———现在都已变成大学生，我也垂垂老矣。然而老的是身体，灵魂永远不老。最近我重描这些画的时候，仿佛觉得年光倒流，返老还童。从前的憧憬，依然活跃在我心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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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创作二十年（2）

后来我的画笔又改了方向，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我住在红尘扑面的上海，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纸鸢来，恍悟春到人间，就作《都会之春》。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就作《买粽子》。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回家，就作《星期六之夜》。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就作《卖花声》。……我住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看见市民的日常生活，就作《市景》，《邻人之爱》，《挑荠菜》。我客居乡村，就作《话桑麻》，《云霓》，《柳荫》，……这些中的情景，多少美观！这些人的生活，多少幸福！这几乎同儿童生活一样地美丽！我明知道这是成人社会光明的一面，还有残酷悲惨，丑恶黑暗的一面，我的笔不忍描写，一时竟把他们抹杀了。

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我想，佛菩萨的说法，有“显正”和“斥妄”两途。美谚曰：“漫画以笑语叱咤世间”，我何为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而不写照暗方面的丑态呢？西洋文学者巴尔札克（Barzac）左拉（Zola）的所谓自然主义，便是这个宗旨吧。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残忍相，悲惨相，丑恶相，而为他们写照。《斑白者》，《都市奇观》，《邻人》《鬻儿》，《某父子》，以及写古诗的《瓜车翻覆》，《小鱼啖小鱼》等，便是当时的所作。后来的《仓惶》，《战后》，《警报解除后》，《轰炸》等，也是这类的作品。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觉得触目惊心，难道自己已经坠入了“恶魔派”（devilism”）吗？于是我想艺术毕竟是美的，人生毕竟是崇高的，自然毕竟是伟大的，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胡为乎来哉？古人说，“恶岁诗人无好语。“难道我就做了恶岁诗人吗？于是我的眼就从恶岁转向永劫，我的笔也从人生转向自然。我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