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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普及”，但强调这是“最与我的理想适合的社会改造的一种方法，并希望他将来的实现”。几年以后他说：“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330晚年更讲：“新村的理想现在看来是难以实现，可是那时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种期待革命又怀忧虑的心情于此得到多少的慰安，所以对于新村的理论在过去时期我也曾加以宣扬，这就正是做那首《小河》的诗的时代。那时登在《新潮》九月号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331不过新村之于周作人，并非过眼云烟。这是他第一次致力于社会问题之根本解决，此种信念以后始终不曾消除。通过理解新村，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更趋深刻。《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有云：“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以人类分子论，是一律的，以个人论，不妨各各差异，而且也是各各差异的好。……倘若藉口大同，迫压特殊的文化与思想，那又是一种新式的专制，不应该有的。大同与统一截然不同，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或者因此说新村是个人主义的生活。新村的人虽不曾说过他们是根据什么主义的，但依照我个人的意见，却可以代他们答应一个‘是’字。”如果说其间特别有所取舍的话，周作人正是由此奠定了自己一生的基本思想立场。以后他也说：“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点迂远，虽然对于会员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点是极可佩服的。”332基于此点，周作人反对一切群体的或个人的，政府的或民间的思想专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周作人传 第四章 一九一七（12）

当初访问新村，周作人曾说自己“思想上因此稍稍扫除了阴暗的影，对于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气”333；待到中国的“新村运动”烟消云散，他思想上的“阴暗的影”或许反倒重了。其实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中已经讲过：“这理想的、平和的方法，实在是新村的特殊的长处，但同时也或可以说是他的短处，因为他信托人类，把人的有几种恶的倾向轻轻看过了。”由此而萌发的对于社会或者说对于人类根本不作指望，也成为他后来思想的主要基调。

这一时期，周作人生活安定，成就卓著。访日归来后，他携家眷先在绍兴会馆间壁曹家外院暂住；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与鲁迅一起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新宅——这是出售绍兴祖屋后，由鲁迅经手买下的。不久鲁迅迎接母亲北上，夫人朱安及周建人一家随行。将近年底，周氏家族在北京定居。在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母亲住中院北房西侧一间，朱安住东侧一间，中间为吃饭间；鲁迅先住中院西厢房三间，后搬到前院前罩房中间三间。周作人除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外，又从一九二〇年九月起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每周两小时，教的仍是欧洲文学史。“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九二〇年里，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查鲁迅日记，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项下，记着‘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于是这一事也有了着落。”334鲁迅在大学任教，乃自此始。

一九二〇年春，周作人接受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新潮社的邀请，加入该社。新潮社由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江绍原、李小峰、孙伏园、叶绍钧等组成，其中不少人将在周作人以后的命运中或多或少起到作用。自《新潮》第二卷第五期起，周作人被推举为主任编辑，他也在这里发表了所译俄国弥里珍那作《老乳母》、日本千家元麿作《蔷薇花》等短篇小说。周作人的译著《点滴》于这年四月编就，八月列为“新潮丛书第三种”，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扉页上印了尼采《察拉都斯德拉的序说》里的话：“我爱那一切，沉重的点滴似的，从挂在人上面的黑云，滴滴下落者，他宣示说，闪电来哩，并且当作宣示者而到底里去。”注明“唐俟译本”。《点滴》无疑是新潮社所推举的新文学的典范。txt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