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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作者如保罗·瓦兰和阿尔芒·吕西等人，对陪同巴特尔准将的英国军官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阿尔芒·吕西断言，事实上是巴特尔准将手下的军官首先开始动手自顾自地拿东西。

保罗·瓦兰也是这样说的。他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副标题：《英国人开始抢掠圆明园》！作者肯定地说，是英国人首先动手的。他写道，“当一切仍按孟托邦将军的指示进行之际，巴特尔准将手下的那些英国军官已经克制不住，开始毫无顾忌地动起手来（后来称之为‘大搬家’）。”僵局被打破了。尽管将军在场使人还有些约束，然而每个人都瞄上了某件艺术品，当然，这些艺术品的物质价值也绝不会被蔑视的。”

当然，英国的史学作者们都不遗余力地指责说是法国人首先装满了自己的腰包。卡罗尔·麻伦根据上述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指出：10月7日那天上午，一些英国或法国军官，也可能两者都有，开始小打小闹地拿东西，孟托邦将军佯装不知，后来对他的大部队的抢劫活动也就听之任之了。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法国军队一开到圆明园，柯利诺准将就接受法军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带领他那个旅占领圆明园第一道庭院，并注意不让任何人进入宫殿。但这后一项任务看来根本无法执行。加之，就连柯利诺本人也以“征服权”为由，在抢掠问题上似乎也采取姑息态度。想要制止抢劫本来就是白费力气！他搬出这种理由，实在令人惊讶，人们以为一个将军级军官应该让军队遵守纪律。就这样，这位将军对于不可避免的抢掠行为也就屈从了。但让我们至少承认他的坦率这一优点吧：

“允许每个人选几样合意的东西作为出征的纪念品。看见这些举手可及的财宝，各种欲望像火一般燃烧了起来。欲望是压不住的，各级军官竭力压制，都没能奏效”。柯利诺认为，“依照征服权，这些财宝属于军队。这足以说明占有这些战利品的合法性”。

葛罗男爵也试图（但很笨拙）论证劫掠行动是正当的。圆明园遭洗劫之后，恭亲王告诉葛罗男爵，说他感到很痛心，要求予以修复。10月17日葛罗在答复中说，因为清政府拒绝交还俘虏，所以他命令联军向首都进军。他还解释说，正是在进军也就是在战争中，英法两军占领了皇帝的夏宫。

此外，法国特使也抛出与柯利诺相同的论调，说盟军绝不是在抢劫，而是“根据战争法，分享战争结局赐给他们的战利品。”

于是，法国人试图从法律或道义角度为抢劫行为进行辩解（此外，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抢劫不可避免）。他们称那些战利品都是合法的。保罗·瓦兰坚称，“那些宝物都是血的代价，是战利品。”

征服法也好，战争法也罢，都是哪家的法律？

卡罗尔·麻伦专门引证普拉迪耶…福代雷在《论国际公法》（1894年）一书中的相关论述，驳斥和揭露这些人的假证据和徒劳的辩解企图：

“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的许多国际法专家都认为，这是在向原始做法倒退，是对以下国际法准则的践踏：保护属于个人和国家领导人的财产和动产在战时免遭掠夺，同时也保护所有的艺术收藏品、图书馆、绘画、雕刻以及一切珍稀物品”。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尽量把事情化小，以便为掠夺者辩解。德斯凯拉克·德·洛图尔先生就是这么做的。他说：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车辆把所有那些收藏品都弄回来，否则，我们的博物馆就会极为丰富了。实际上，弄到的东西并不多，人们依靠想像把它夸大了。有的士兵捡回一些镶嵌着假珍珠的旧钟表，有些军官带了些老掉牙的瓶瓶罐罐或不成套的画册回来。可别有用心的人从一开始就利用那些不着边际的牛皮大话，说是要给士兵和军官们分发财宝”。

另外讲一件事，德·洛图尔先生引述的一个有德行的小故事：“有个军医，他走遍了那座惨遭劫掠的宫殿，却什么都没拿，他拒不拿任何东西，也不指责任何事情。他走出园子的时候，手里只拿着一片树叶。我无权说出那位军官的名字，所以我把这种高尚而又纯正的行为记到我所了解的最无私和最值得赞赏的军队医疗队的功绩上。”

第十七章　英国人见证的洗劫（3）

巴赞库男爵宁可不张扬。他也认为当时发生的事不可避免，因为军官们无法阻止。他不愿意探求“士兵甚至军官是否真的违抗他们接到的命令，毫无顾忌地随着应受谴责的金钱占有欲感觉走”。他认为，“那是他们与自己的良心之间的秘密；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为了他们的名誉，都不应去深究”。作为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