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月5日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天安门“四五运动”。

——7月6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中国军民又在极其悲痛中送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

——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和天津。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在强烈的地震和余震中，中央电台同时担负起三大任务：一是做好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许多人不避风险，坚守工作岗位，誓与广播大楼共存亡，记者请缨冒险去唐山采访；二是维护广播大楼安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在酷热中迅速建立并坚守在地震备播点；三是保证电台正常工作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撤离到楼外的帐篷内办公，同时又必须保证家属的安全与生活。工作的艰难无法记述，宣传的艰难无先例可循，中央电台也因此做了一次成功的“战备演习”。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尽管事前有预感，当这一消息传来，仍如晴天霹雳，悲痛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一起袭来。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很多人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长达25天的治丧宣传，全国一直沉浸在哀痛的气氛中。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毛主席治丧活动宣传刚刚结束，立即投入粉碎“四人帮”的宣传。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保证了粉碎“四人帮”的顺利进行和全国政局的稳定。不久，中央电台报道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胜利，转播了天安门庆祝大会实况。随后中央宣布结束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桩桩大事，天灾人难，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迄今为止，对于“文革”中这些重大宣传背后的故事，对于这些故事的过程和细节还很少有人涉及。作为历史，无论是它的宏观和微观，无论是它的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客观存在，都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三

1978年底召开了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电台对这次会议的前后和会议本身都做了准确、及时的宣传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也给中央电台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宣传上从未遇到过的发展期。

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央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开始主持中央电台的全面工作。我有自知之明，我清楚中央电台历史的厚重，又受命于改革时期，深知这付担子的分量和宣传的复杂性，诚惶诚恐；我担心45年人民广播事业的优良传统能否在我的任期内继承和发扬，担心中央电台的事业能否随时代而发展，不要因自己的能力浅薄和工作疏漏而停滞倒退。

改革开放是时代精神，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闻宣传的改革被提上议程。中央在各方面积极推动新闻改革，尤其是延续了多年的许多固有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逐步开放，如党的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的举办，“十一”国庆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新年和春节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与时俱进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相应的宣传报道也随之而改变。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中，我就以上宣传的变化作了历史对比，从演变中折射出时代的印记。

自序（4）

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听众的需求和媒体之间出现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电视的崛起，都强烈需要中央电台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但是如何进行改革？无先例可循，“万事开头难”；宣传改革易，自身改革难，这是中国新闻传媒面临的共同问题；守旧难为继，放开不容易，也只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摸着石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