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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宣传，分管了对新兴的网络媒体的规划管理和宣传工作，参与了一些重要外宣活动。

——199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10月20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联合国协会共同举办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权国际会议。人权问题重大、复杂而敏感，组织工作也就特别慎重和缜密，会议确定的“对内适当，对外放开”的报道方针和成功经验，成为后来我国类似国际会议报道所遵循的原则。

——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积极建设的方针。1990年代中国互联网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但良莠不齐。互联网是国际新兴技术，一时对其规律、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十分模糊，世界舆论也众说纷纭。对互联网如何认识？能不能管理？受到理念和实践等许多问题的困扰。经过几年的探索，明确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管理方式和发展思路，制定了法规。从一开始中央就指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管理网络媒体。我有幸参与了早期的研究工作，并在1998年至2001年分工负责网络媒体的管理工作，参与了有关情况的调研、文件的制定，见证了网络媒体初期的建设。

——北京第二次申奥期间，我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参加了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参与了这次申奥的全过程，特别是决战莫斯科的日日夜夜。申奥自始至终伴随着对外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申奥和举办奥运会就是一次盛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宣传活动。这一过程有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充满着睿智、变数和各种舆论的博弈，紧张与惊喜相交织。北京奥申委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任务。参与北京申奥竟成为我几十年在职工作的最后一站，更有难以忘怀的纪念意义。

五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集纳了我对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中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回顾记述，多是这些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是公开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需要说明，本书融合了我1997年出版的《我与广播》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那本书虽属正式出版，但事先没有经过新华书店征订，没有进入当时惟有的发行渠道；同时，由于写作时间较早，有些内容不便包容和展开，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有的文章是在讲话、讲课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因此带有“讲”的痕迹；多年从事新闻实践，文章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较强，却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分析提炼。

有些朋友问我，你怎么会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具体？事后想起来，原因有五：一是亲身经历。经验告诉我，新闻宣传工作没有“官”，管理新闻宣传必须参与新闻宣传，离开新闻实践便没有发言权，尤其是遇到重大而紧急的宣传报道任务，领导者应该站在宣传报道第一线。二是勤于记录。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对于精神的传达，对于做过想过议过的事，只要有可能便随手记下来。三是特别留意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尤其意识到具有历史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我一般在当天播出结束以后，立即回顾详细记录下来，也有的是后来补记，但事后补记很容易走样。四是特别留意背后主持、策划、组织宣传报道的过程，和具有故事性、生动性、启发性的细节，这些最能体现某一报道的特点，也最容易被人所疏忽。五是写作时我尽力选择和突出典型性事实，注重过程和细节，力求显露特点、生动一些。

“新闻是现实的记录、未来的历史。”40年时间不短，发生的事很多，不管是稳定的重大宣传的演变还是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可置疑是中国新闻广播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深知，历史难写，真实的历史更难写。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经历同一件事，写出来会大相径庭，事实本身就会有许多差别。历史不是抽象、呆板的，而是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愈多，也就愈接近真实。综观古代、近代史稿大都是概括和结论式的论述，缺乏对事件具体过程和细节的记述，这种缺失不仅失去了读史的生动性，更为判断其真伪造成了困难，甚至做出严重违背历史真实的推断。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责备前人，他们那时不可能对某些事件都有现场过程的真实记录，而当今发达的信息和新闻出版业做到了，弥补了过去存在的不足。我所记述的也只是我所经历的某一事件的一个侧面的事实，更带有广播和外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