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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可用于“守天下”。

在“取天下”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甚至是臣、臣之间，本质上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面临着来自组织外部的挑战，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但“守天下”则不同。外部的威胁基本解除，人的注意力便会本能地转为对内部资源的相互争夺。

因此，在“取天下”和“守天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大背景之下，帝王作为组织的最高首脑，也会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

这便是为什么本书要以文帝刘恒，而不是高祖刘邦作为200年西汉王朝的君王之“根”。实际上，刘氏皇统的后世子孙们在论及治国之道时，谈得最多的也是文帝，而不是高祖。

但是，刘邦身上的许多禀性，仍然不应当被遗忘。他以一介草莽，提三尺之剑，兴兵以取天下，必然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其时群雄并起，在他之前的陈胜、吴广和项羽，虽然一度呈风卷残云之势，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众叛亲离的命运，只有刘邦才让那么多的乱世枭雄誓死追随。

究其原因，大致与如下两方面密不可分：

其一，与人分享胜利果实。

刘邦深知自己本是一介草莽，大家跟着他打天下，必然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谁也没有把他刘邦当“神”来看，因此便不会有人以敬“神”之心来对他——每位追随者都不可能只顾奉献不取回报。

刘邦一生做得最出色的，便是正视部下的利益诉求，并毫不吝啬地满足他们，使得许多当世枭雄都甘心为他拼死效命。

从刘邦建国前后对功臣们的封赏便不难看出，这些追随者确实没有跟错对象。

最后的结果是：每位追随者都“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刘邦。”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天下初定。刘邦在洛阳南宫与群臣设宴畅饮时，要求在座诸公回答一个问题：朕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

高起和王陵对答道：陛下虽然对人傲慢无礼，但却从不亏待有功之臣。陛下派人去攻城略地时，每有所克，便会以胜利果实来奖赏他们。项羽则不同，他表面上仁慈而礼貌，但骨子里却妒贤嫉能。谁要是立了大功，他便要想方设法除掉人家；谁要是才能出众，他便会对人家疑神疑鬼，百般猜忌。每次打了大胜仗，他都把功劳都记在自己一个人头上，舍不得与功臣们分享。这便是他为什么会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表面上看，刘邦的总结比起高、王二人来，似乎更加高屋建瓴，因此也常常被后世的读书人津津乐道。

我们中国人都有眼高手低的浮躁病，对待知识或观点的态度，常常只青睐于“最优”或“最新”者，全然不顾这些东西的实用价值。这种毛病在今天便有一个经典的表现：做管理的人喜欢追捧最时尚的“理论思潮”，似乎只有最“新”的，才是最“好”的，全然不顾这些东西能否为自己的管理实践带来多少价值。

正是在这种浮躁病的作用下，高、王二人的观点便被忽略了，甚至被一些自以为深刻的人讥笑为鼠目寸光之见。

其实，他们与刘邦的观点之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他们讲的是“做人的德性”；而刘邦讲的是“用人的能力”。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可比性。况且，作为组织的管理者，“做人的德性”其实要远比“用人的能力”要重要得多。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虽然一个个都是说得比唱得还要动听。

其二，待人率真，让部下有安全感。

部下们追随刘邦“取天下”时，每天都会面临来自敌人的死亡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邦是一位喜怒不形于色、让人琢磨不透的家伙，那么，部下们便会煎熬于组织内、外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危机感中，自然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和他走下去（更多的论述，详见拙作《党史商鉴》第14章“领袖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取天下”和“守天下”（2）

刘邦身上那种“大智若愚”式的率真，刚好让前方拼命的将士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不用担心“琢磨不透主公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