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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蓝本，并让冉阿让终生遭到法律的迫害，以此构成小说的主要线索与内容，此外，他又以芳汀、珂赛特、商马第等其他社会下层人物的不幸与苦难作为补充，在小说里倾注了他真诚的人道主义同情。他这种同情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它是那么渗透弥漫在整个悲惨世界里，似乎包容了一切，不能不使人有一种浩博之感。

这种人道主义同情还推动雨果进行尖锐的社会批判。他把下层人民的苦难，明确归之于“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他整部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这种压迫如何“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在《悲惨世界》里，与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时并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抗议。在这里，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是他同情劳动人民的出发点，也是他进行社会批判的一种尺度。

不仅如此，雨果还把人道主义的感化力量视为改造人性与社会的手段，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与后来的冉阿让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说中一个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形象，冉阿让后来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们身上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人道主义爱心，而且他们这种爱，还能感化凶残的匪帮，甚至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在悲惨世界里创建了滨海蒙特勒伊这样一块穷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于是，人道主义的仁爱在小说里就成为了一种千灵万验、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这种近乎童话的描写，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种局限。

这是高昂的民主主义激情的体现。谁都会注意到小说中对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运动与起义斗争的出色描写与热情歌颂。在整个西方文学中，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作品象《悲惨世界》这样，对一次革命起义作过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规模宏大，如此热情奔放的描述，其画面都是以壮丽的色彩、细致的笔法绘制出来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着人民》那种辉煌的风格。作品的这一举足轻重的部分，无疑给《悲惨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基调，其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观点，事实上也突破了人道主义的框架，弥补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义激情，还鲜明地表现为对起义民众、革命人民的热情礼赞。在他的笔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遍体创伤、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体与象征：人民的象征。正是这一个伟大的群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推动着法国社会向前发展。雨果特别在这一伟大的整体中，突出了安灼拉、马白夫与伽弗洛什这三个英雄人物。安灼拉是坚强的共和主义者，街垒起义的组织者领导人，雨果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革命家圣鞠斯特为蓝本塑造了这个人物，用饱满的笔墨使他成为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难得的革命领袖的正面形象。马白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起义的基本群众，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革命红旗这一悲壮的场面，雨果是以庄严的颂歌的笔调写出来的，并对此发出了热情的礼赞。伽弗洛什，这个巴黎流浪儿童的典型，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之一，他身上凝聚着法国人民那种开朗乐天、轻松幽默的性格，还保持了儿童的天真与纯洁，他善良、慷慨，酷爱自由，在起义斗争中勇敢机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仍唱着幽默顽皮的歌曲。这三个人物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征，他塑造出他们的高大身躯，正是出于歌颂人民这一伟大群体的热情。

这就是《悲惨世界》的四种素质、四个方面。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的整体可与之比美。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中一块不朽的胜地。

柳　鸣　九

作者序

如果由法律、习俗构成的社会迫害依然存在，在文明高峰期里，人为地变人间为地狱，并让人类天赋幸福蒙受无妄之灾；如果本世纪的三大难题——使男人昏庸的贫穷，使妇女堕落的饥饿，使儿童孱弱的黑暗——尚未解决；如果社会毒害在一些地方仍会发生，换言之，同时也是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如果仍有蒙昧、贫苦存在于这个世界，则与本书性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