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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界为之震撼。一些本已作古的团体还想永存下去，那种顽固的想法，尤如要人把哈喇了的头油朝头发上抹的那种偏执，把腥臭的鱼吃进的肚子的那种狂想，要大人穿小孩衣服的那种蠢动，也象回到家的死尸要与活人相拥的那种慈爱。

衣服：“你这忘恩负义之人！我在风雨中袒护过你。现在你为什么就扔下我了呢？”鱼说：“我出自大海。”头油说：“我是从玫瑰花炼出来的。”僵尸说：“我曾爱过你们。”修道院说：“我教育过你们。”

对这一切，我们唯有一个回答：那是过去的事。

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的是梦想死亡的东西，并采取以香料防止尸体腐朽的办法来管理人们，修订腐朽的教条，在法宝箱上再次涂上金漆，把修道院修缮一新，重新净化圣器匣，补写迷信上的漏洞，鼓吹信教狂蛮劲，替圣水瓶的马刀重新上柄，重新建立僧侣制度和军事制度，相信社会的幸福系于寄生虫的繁衍，把过去强加于现在，这一切，好象很奇怪。可是竟然还有支持那些理论的理论家。那些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些具有才智的人，他们用一套极简便的办法，为过去涂上一层色彩，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敬考、古代礼法、神圣传统、合法地位、宗教，于是见人就嚷：“快啊！接受这些东西吧，忠诚的，人们。”那种逻辑是古人早已知道的。

罗马的祭司就能运用那种逻辑。他们为一头小黑牛涂上白膏粉，就说：“你已经白了。”

对于我们，我们每每都心怀警意，也无论何时都避免受过去的影响，只要过去愿意承认它已死了。假如它还要表示它活着，我们就打它，而且要把它打死。

迷信、过度虔诚，口是心非、成见，那些牛鬼蛇神，尽管全是妖魔，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的鬼影是有爪牙，必须与它们肉搏，与它们打仗，不停顿地与它们搏斗，和与邪魔进行常久的争斗是人类必然的顺应天命的思想之一。要扣住邪魔的喉咙，把它降伏在地，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法国的修道院，在十九世纪太阳当头照时，是些阳光下面果鸟的巢，修道院在一七八九、一八三○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发源地的中心鼓动出家修行，让罗马的亡灵回荡在巴黎，那是违反时代精神的现象。在正常的时代，假如要阻止一种作古的事物，要使它消灭我们就只让它说说公元年代的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绝非处在正常的时代。

我们只能斗争。

我们必须斗争，也必须有所区分。真理的核心从不过分。真理难道需要矫在过正吗？某些东西是必须灭亡的，某些东西却只需要带到阳光下看清楚就行了。不苟言笑而与人为善的检查，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力量！阳光朗照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我们燃起的火炬。

因此，现在既然是十九世纪，那么，不论是在亚洲或欧洲，不论是在印度或土耳其，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反对那种出家修行的制度。修道院等于藏垢纳污之地。那些地方的恶臭是明摆着的，淤积是有害的，发酵腐烂能使里面的生物得热病，并促使死亡。它们的增长成了埃及的祸患，我们想到那些国家里的托钵憎、比丘尼、苦行僧、圣巴西勒会修士、隐修士、和尚、行脚僧都在纷坛攒动，如蚁似蛆，禁不住使人毛骨惊然。

说完这些后，宗教问题还是存在。这问题在有些方面是神秘的，也几乎是吓人的，望能让我们仔细检视一下。

四从本原的角度看修院

一些人聚集起来，住在一起。凭什么这么做？凭结社的权利。他们闭门不出。凭什么这么做？凭每个人都有开门或关门的权利。他们不出门。凭什么这么做？凭每个人都有的来去自由的权利，这里也含有呆在自己室内的权利。他们呆在自己的室内干什么？

他们低声细语，他们眼睛朝下，我们做公课。他们拒绝社交、城市、官能的享乐、欢快、虚荣、傲慢和利益。他们穿粗呢或粗布。他们中间的所有人没有任何财产。进了这扇大门后有钱人都立即自动变成了穷人。他得将自己一切的东西分给大家。先前被称作贵族、世家子弟、大人物的人和先前被称作乡巴佬的人，现在都完全平等了。每个人的静修室是完全一样的。大家的发式都剃成一样的，还穿一样的僧衣，吃一样的黑面包，睡在一样的麦秸上，死于一样的柴灰上。肩背一个同样的口袋，腰围一条同样的绳子，倘若决定要赤脚行走，大家便一起赤脚而行。其中或许有一个玉子，玉子和其他人一样也仅是个影子。不再有什么称谓，连姓也没有了。他们只有名字。大家都在除名的平等面前低下头去。他们远离了家庭